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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封存的年月——冯有增

时间:2011-08-04 19:14:13  来源:情系小河西  作者:冯有增

        人生如戏,岁月如歌。从1969年到1979年,我在黑龙江建设兵团三团工作和生活了10年,其中有7年是在三营45连度过的。如今30多年似流星过去了,然而再把封存这么多年的往事重新絮叨絮叨,觉得有许多曾经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依然记忆犹新,甚至还有些津津乐道,而更多的则是感动和感悟。在这里不妨赘述几笔。

一、一声枪响过后
—— 险酿大祸
福兮祸兮?结果都不是。那是1975年晚秋的一天,天气阴云密布,寒气逼人。当时我任45连副连长,高金贵当连部文书。快到中午了,我从外面回到连部,高金贵笑咪咪的对我说:我给你拿样东西看看。于是他掏出钥匙,打开文档柜,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块红丝绸布包着的东西。我问他是吗玩意儿,他很神秘的反问我:你猜猜?看到我实在猜不出来,又不能太耽搁时间,他很快地打开红丝绸布,我一看,当时真有点发愣,原来是一支“五一式”手枪。我马上敏锐的问他这是谁的,他告诉我今天段团长来咱连检查工作,不便带在身上,让我好好保管起来。我拿过手枪,卸掉弹夹,一看没有子弹。然后我就不假思索的说了句:高金贵,如果里面有子弹,我对着你一搂火,那事可就大了。我装上子弹夹举起手枪作出了射击的动作。就在此时,凭着几年军事训练形成的“枪口不能对着自己人”的素养,我顺势将枪口移开高金贵,下意识的对着连部碗橱扣动了扳机,只听“砰”的一声枪响了。刹那间,我们俩直面相对都傻了。什么叫呆若木鸡,那一刻我们俩才是一对木鸡。枪夹里没有子弹,怎么一扣扳机子弹打出来了呢?原来子弹早已在枪膛里。过了一会儿,我缓过神来,喃喃的说了句:晚上开全连大会,我作检查。
听到枪声,连部隔壁的会计高玉珍、出纳蒋秀芬急忙跑过来,问出了什么事?高金贵为了保护我,轻描淡写的说了句:没什么大事。高玉珍、蒋秀芬赶忙把连部碗橱里被打碎的碗和盘子迅速清理干净。连长赵春、指导员朱维峰回到连部后,我把事情经过向他们做了汇报,我坚持要做检查。他们虽未发火,但婉转的语言,我听的出让我接受教训,事情就此过去了。
这些年来我和高金贵在京津两地见过不少次面,也谈及过此事,如果我当时枪口对着他扣动扳机,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教训啊,教训在脑海中;兄弟友情啊,友情在心灵处。
 
二、深山搜索外逃人
 ——毛骨悚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和前苏联两国关系非常密切,本是一对好兄弟,双方边界发展到“有边无防”的格局。但后来两国关系越来越紧张,而且对恃状态愈发升级,以至于1969年3月爆发了珍宝岛交火战争。当时一方面出于疏散城市知识青年、缓解初高中毕业生安置问题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屯垦戌边”的需要,1968年6月18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宣告成立,建制隶属沈阳军区。这是我的一点肤浅认知。
 1970年冬的一天傍晚,我们45连接到上级命令,火速赶到黑龙江江边的霍尔漠津哈达彦一带深山,搜捕掌握三营军事装备和布防情况、又有外逃嫌疑的三营营级干部和一个女人(现在已不便提及两人姓名)。接到命令,我们全连战备值班战士紧急集合后迅速赶到指定区域,每个人之间隔有一段距离,开展了“拉网式”搜索。
 搜捕行动中,我碰到了一个日本鬼子早年修建的山洞工事。“初生牛犊不怕虎”,当时我什么都没想,端着枪就进了工事。开始往里走并未感到特别害怕,越往里走越深,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终于到了尽头,没有任何情况,心里踏实了许多。可往外出就觉心里发紧,是转身往外走,还是倒退着走,我多少有些犹豫。因为工事内两侧都是能藏人的单个掩体。总得出来呀,我选择了边转身、边倒退走的方式,哎,总算出来了。接着又继续往前搜,不远处又见到一个洞口,有了上一个洞口的经验,我知道这又是一个工事。是进还是不进?我们虽然不是现役军人,但也算个“土八路”,沾上点“军”字就得上,这一闪念促使我很快钻进第二个工事,并按照第一个工事的套路进行搜索,再加上天已漆黑,洞里又多了点声响,心里不免有些毛骨悚然的感觉。这种遭遇我绝非唯一,恐怕好多战友遇到的险境可能更多。搜索还在进行,这时传来命令:停止搜索。队伍集合后清点人员时发现少一个人,是田桂英吧。怎么办?又是朝天鸣枪,又是点火堆,这些联系方式在山林中都无济于事。连首长让大部分人返回连队休息,少许战士继续找人,此时已近子夜。几经周折,天亮时分坚强勇敢的“黄毛丫头”平安归队了,这时战友们才把提到嗓子眼儿的心重放肚子里。
搜索外逃分子危险,在“一架山”上站岗放哨危险,黑龙江轮船上抢卸煤也有危险,打扑山火更危险,救火伤人在我们连就有,马芙蓉的伤疤至今印象仍很深刻。追思起这些可歌可泣的场面,归结为一句话:兵团战士个个勇,危险面前何所惧。
 
三、被马蜂蛰着了
——疼痛难忍
45连临时抽调人员组成的钐刀队可以说是一支精悍的突击队。无论是麦收季节为联合收割机开道,或是收割机因雨水过多下不了地,或是倒伏的小麦收割机收不起来,或是打羊草,都需要钐刀队出击。有一年伏天,正是打羊草的最佳时机。一天钐刀队在42垧地边与西大沟之间的草地里打草,大家跟随着头刀摆开“雁南飞”的阵型,依次有序的抡着刀,只见一片片牛马爱吃的花草纷纷整齐的倒下。同时钐刀队在上有烈日、下有蚊虫小咬包围着的境况下,大家也饱尝着夏练三伏的滋味。一片草地打完后,钐刀队的每一个人各个汗流浃背,该休息一会了。有的趴在雨水沉积的水沟间喝着苦涩的“甜水”;有的卷上一根“蛤蟆烟”抽上几口;有的互相说着笑话;女同胞们也借此机会,把捆草时留在胳膊上的伤痕清理一下;有的躺在草地上,舒舒筋,活活血。此情此景,也算得上是苦中有乐,或许还有点心旷神怡。
突然,钐刀队的郭世弢惊喊一声:谁扔烟头了,烫死我了。只见他疼的在肚子上乱扑乱打,看上去真是痛苦无奈的样子。大家赶忙过去撩开他的背心,一看并没有烟头烫伤的痕迹,但他越来越疼。这时有人发现,他的肚子上有个红点,不一会儿就成了大疱。大家这才意识到刚才是被大个的马蜂蛰了。于是大伙连忙帮他往外挤毒素,折腾了好一阵子,他的疼痛渐渐有所缓解。然而他仍忍着痛感又随钐刀队开始新一轮的“战斗”。
我虽然没有被马蜂蛰过,但这一幕使我深深感到被马蜂蛰过后的那种疼痛难忍。
 
四、秋冬之交去捞麻
——以酒暖身
捞麻,这是后话。45连有1万5千亩地,所有收获的小麦、大豆等都要装入麻袋,这就需要大量的麻绳扎口。每年用多少我没统计过,不过何保管心里肯定有数。那时买麻绳挺难,连里决定自己种麻,也算是自力更生吧。每年种的麻在秋季成熟后打成捆,放到场院北边的水泡子里去沤,沤的时间短,麻皮脱不下来,沤的时间过长,麻皮就会腐烂,所以捞麻大多都在9月下旬,也就是说在黑龙江的孙吴、瑷珲、逊克北三县已进入初冬。
我参加过两次捞麻,而且都是男生一排和女生四排合作,下水前喝上四两半斤“壮行酒”,借着酒劲和热量,脱掉外衣跳入水泡子中,一捆一捆的往岸上扔,女生一捆捆连泥带水再拖到不远处撮成堆,以便晾晒。一通臭干,就得两三个小时,酒劲过去了,捞麻任务也完成了。回到宿舍洗吧洗吧,钻进被窝,紧跟着食堂的战友们把热乎乎的面汤送到手里。真可谓六十度的白酒暖人身,热乎乎的面汤暖人心。
穿越时空,用现在的眼光看,捞麻真不是人干的活,可当年落后的传统生产工艺谁能解决的了呢?好在已经都过去了,捞麻这项劳动也已成为历史。
 
五、阿里河伐木
——木马突塌
小河西出兵伐木年年都有,因为当年小河西的团队精神和战斗力在全团是响当当的,无论是平子山、牙克石还是阿里河等林区都有小河西人的足迹。
1972年底至1973年初,先遣队经过打前站安营扎寨后,朱维峰带领小河西的大部队途经孙吴、嫩江、齐齐哈尔等地到达现为内蒙古的阿里河林区。小河西伐木队,大体分为四部分,一部分为放树;一部分为归楞;一部分为抬杠装车,还有几个人为后勤服务。我是抬杠装车中的一员,忙时有时是两幅杠一齐上,每幅杠8至12人。沈卫健的伐木号子堪称一绝,可与林场的“号头”相媲美。大家抬着重重的木头,听着“哈了腰就挂呀……”的号声,感觉人齐身轻。那时上面给的政策是多装一吨,一副杠每人多给8、9分钱。这样一来,就把能承载10来吨的解放牌大挂汽车硬给装上18到20吨之多。可在当时谁也没把钱看得那么重,大家比的是:谁能干,谁好汉。
有一次装车时,8个人抬着一吨重的原木在上跳板途中,支撑跳板的木马骤然散塌了,只听“嘁哩喀嚓”一声,连人带原木一起栽了下去。事情发生过程很突然,每个人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大伙你拽着我,我帮着你,连滚带爬都出来了。值得庆幸的是,8个人无一人受伤,这也许是8个人心连心的缘故吧。虽然大家安然无恙,但人人仍心有余悸。自从发生木马散塌事件之后,引起各方的重视。每次装车前,大家都仔细地对木马检查一下,看看是否牢固,打那以后,再也没有发生类似事故。真乃吃一堑长一智。如果先前就懂得防患于未然岂不更安全。
 
六、西山脚下修水利
——热火朝天
1975年2月,黑龙江兵团学大寨再掀高潮,分批派人到大寨、林县红旗渠参观学习。按照上级安排,三营第二批到大寨学习参观给45连3个名额,经连党支部决定,我和机务排长罗立忠、文书郭世弢有幸赴大寨参观。
也就是那一年冬天,为阻断春天山上冰雪融化后形成的积水而淹没耕地,我们连在西山脚下排成一条龙兴修水利。只见男刨女铲、挖沟垒坝,“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内涵在当时的45连早就有所领悟。大家不顾零下二三十度三九严寒的酷冷,一镐一锨不断上下起伏,犹如“冬天里的一把火”,好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没用几天一条沟、沟边一条坝就完成了。印象中那次修水利我是和时任四排长的王秀华搭帮,别看她人小单薄,但干起活来还真有股子冲劲、韧劲。据后来统计,小河西人平均一组一天连刨带垒的冰土达到 18立方米。牛,太牛了,我可爱勤奋能干的小河西人。
 
七、从45连调到54连
——鬼使神差
1976年夏,小麦大丰收。(与往年比)8月中旬的一天傍晚,全连青年排大多数兵团战士和职工都在场院“抢场”,有的装袋子,有的搭肩、有的扛,男的200斤一袋扛起一路小跑,女的背上100斤也不在话下,而且还要跨上三节踏板倒入仓库中。那种用不着领导指挥,而又团结协作、互不示弱的劳动场面,至今让我想起心中倍感振奋。
就在这时团里一辆北京吉普车开到场院外,营部来的干部高喊着我的名字让我上车,说是到营部有事。当时我只穿着背心、裤衩,坐车到了营部,我首先看到的有副团长王金福、副政委王日珠、营长柴继贤、教导员王仁彬,然后拿眼一扫又看到了一桌子饭菜,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喝。我丝毫不知叫我来的目的,酒过三旬,王副政委代表团党委宣布:任命我为54连指导员,而且当晚就得报到。这个任命我觉得太突然了,我爱小河西,我在小河西工作生活很充实,就连1973年经过考试被天津大学录取后,团营领导没让我走我都没太多怨言,何况调出连队呢。可那时“党叫干啥就干啥,哪里需要哪安家”是我们那代人唯一遵循的信条。不得以而为之,我从营部借了一件棉大衣,在54连当晚召开的全连大会上,我按照领导要求,做了表态性的发言。就这样我稀里糊涂,甚至有点“鬼使神差”的感觉离开了我工作生活七年之多的小河西。尽管我与小河西的工作关系结束了,但我和小河西战友、职工们的人际关系永未结束,直到如今。
写到这里,我该搁笔了,由于时间已过久远,文稿中涉及到的人和事不一定完整准确,请大家见谅。在放下手中的笔之前,我想用李国良在红色边疆农场欢迎“老知青回访团”联欢会上代我朗诵的几句词作为结束语:
 
那年我们二十岁,上山下乡到边陲,
情满田间苦为乐,青春年华让花醉;
那年我们二十岁,上山下乡到边陲,
劳动号子震天响,泥土芳香映朝晖。
今年我们六十岁,回眸往昔不言悔,
胸怀阳光与彩虹,友谊情深更欣慰;
今年我们六十岁,回眸往昔不言悔,
携手并肩望夕阳,笑迎未来无限美。
来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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