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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荒羁旅――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

时间:2013-12-23 20:24:10  来源:朱晓军的博客  作者:朱晓军

1.jpg   作者简介:

   朱晓军,主要从事报告文学、散文和纪实特稿写作,出版有报告文学《大荒羁旅――留在北大荒的知青》等5部,在《家庭》、《知音》等畅销报刊发稿近百篇,曾荣获北京文学奖、中国短篇报告文学征文大奖等奖项,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理事、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杭州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天使在作战》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2004—2006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大荒羁旅――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

引 言

《山海经大荒北经》开篇则云:“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有人说,“大荒”指的是东北。后来,辽宁和吉林从“大荒”挣脱出来,只剩下“大荒”以北的黑龙江还荒着,于是黑龙江被称之为北大荒。再后来“北大荒”越来越小,被定位为“,横跨东经123°40′到134°40′的11个经度、纵跨北纬44°10′到50°20′的8个纬度之间,总面积5.43万平方公里。”泛指为黑龙江省的垦区。世界仅有三块黑土带,一块在美洲――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一块在欧洲--第聂伯河畔的乌克兰,另一块在亚洲――中国东北角。北大荒属于黑土地的一部分。

1968年,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将原东北农垦总局所属农场和部分省属农场合编成5个师,辖58个团(后扩大发展到6个师)。12月11日,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在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从此中国出现了“知青”,2000万有知识或没知识的青年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猎得“知识”,成为知青。其中的54万北京、上海、天津、杭州等城市的踏进衰草寒烟的北大荒,屯垦戍边,保家卫国。他们成为继十万转业官兵之后的又一创业群体。

十年后,轰轰烈烈的知青时代结束了,知青潮水似的退去了。北大荒变得寂静了,更为荒凉了,农机没人开了,学生没人教了,地没人种了。现实是冷漠的,欲望是无情的,知青的爱情和婚姻大抵返城绝望的产物,是“山穷水尽疑无路”之中的慰藉;当“柳暗花明又一村”时,往昔慰藉陡然变成负担和累赘,分手和离婚就不可避免了。在那些日子,“广阔天地”随处飘零着婚姻与爱情的碎片。先后有50万知青离开了北大荒,告别了黑土地,回到那没有伸出双臂拥抱他们的冷冰冰的城市。

    可是,有两万多知青留了下来。留下,需要的不仅是智慧,还有勇气和魄力。这些知青像沙滩上的贝壳,眼巴巴地望着同车厢来的老乡和同学潮水似的从身边离去,他们望着空荡荡的操场,空荡荡的知青宿舍,空荡荡的炕铺,心也是空荡荡的,蓦然一声南归雁啼,惊落他们两行泪水……

  下乡的理由都是相似的,留下的原因各不相同,或为爱情婚姻,或因工作和住房,或觉得在北大荒更能实现人生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留下来的知青大都是勇于担当家庭和社会责任的,他们放弃了“以我为先”的生存法则,放弃了朝思暮想的城市,放弃了和父母团圆的机会,放弃了再做城市人的梦想……

  我是在1994年开始采访留守北大荒的知青的,14年来去过黑龙江畔、松花江畔、乌苏里江畔,到过红兴隆垦区、建三江垦区、宝泉岭垦区、牡丹江垦区的几十个农场,采访过一百多名知青。他们让我感受到另一种人生,让我激动和感慨,体味到质朴的高尚,体味到什么叫责任,什么叫承诺,什么叫人生……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过去40年了,对30年前返城的知青来说,苦难和风流已成为耐人寻味的怀旧,对留守北大荒的知青来说,知青的历史还在延续。这些即将退休或已经退休的人还拥有一个跟他们的年龄不相称的称谓———青年(在北大荒知青被称为青年)。北大荒人称这些将步入老年的知青为“北京青年”、“上海青年”或“杭州青年”……在北大荒,他们永远是青年(知青)!他们是最后的“青年”、永远的知青。

     一、女知青的婚姻———世俗无解的方程式

  知青大返城时,嫁给当地人的女知青面临一场严峻的抉择:是离婚弃子返城,还是为爱人和孩子留下来?这不仅是对爱情和婚姻的考验,也是对这些女知青的责任、道德和良心的检验。

  我在一本书中发现这样的文字:云南某农场有知青9000余人,在1978年10月以前,有415人登记结婚,7000余人未婚同居。在1979年春夏知青大返城时,有300多人办理了离婚手续,绝大多数未婚同居者分道扬镳……“如黎明农场3连,原有知青115人,大返城时,已婚10人,未婚同居者104人。单身者是一位心灵受过创伤,心态不健康的女知青。”由于这些已婚或未婚同居的知青“来自不同的城市,大返城时,结婚的10对全部离婚,未婚同居的说声再见就各奔前程……”

  我没查到大返城时北大荒的离婚统计资料,也许根本就没有,当时许多部门都瘫痪了,学校缺了老师,医院缺了医生和护士,连地里的农机都没人开了,这么多重要的事情都没人做,还会有人统计返城知青的离婚率吗?我在采访中听说,当时离婚的知青特别多,其中有真离的,有假离的,有弄假成真的,也有弄真成假的。

  有位知青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上海知青跟当地的妻子办了假离婚。他对妻子说,我回上海站稳脚跟就回来接你和孩子。妻子等了一年又一年,突然听说丈夫在上海早已找到工作,正在跟一个上海姑娘拍拖。妻子半信半疑地跑到上海,丈夫说,他下个月要跟那个姑娘结婚。妻子说,我们是假离婚!丈夫说,离婚证是真的。他请妻子原谅,他不可能再回北大荒了,也不能在上海打一辈子光棍,只好委屈她了。他说,这不是他的错,是社会的错。妻子流着眼泪离开了他的住所。第二天,黄浦江漂起一具女尸。那位北大荒女人投江了……

  我在采访中了解到,在未婚知青心目中返城第一,爱情和婚姻第二。在“第一”希望渺茫,甚至绝望时,他们才会考虑在北大荒谈恋爱和成家。有时命运偏偏捉弄人,有的知青前脚登记结婚,返城的机会后脚就来,一些最渴望返城的女知青就这样留在了北大荒。

1.“北京盲流”与“坐地炮”的爱情坚守

  首次入荒采访时,从哈尔滨到佳木斯,我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

  那时,黑龙江国营农场管理局还在佳木斯站前边的小楼里。我穿过像地道似的走廊,在一间巴掌大的办公室找到了《农垦日报》副总编辑吴继善。他听说我要采访知青,建议我去饶河农场。我对饶河知之不多,仅知道那地方离珍宝岛不远。

  第三天天刚亮,我就坐着长途客车出发了。车出城不远就告别柏油路,颠颠簸簸,摇摇晃晃地向前开着。司机说,几天前下过一场暴雨,佳木斯开往饶河的客车停运了,今天刚刚开通。

  我在继善的办公室读过《饶河农场史志》,上边写道,饶河农场位于乌苏里江畔,与俄罗斯隔江相望……1956年,我军8509部队的200名官兵在这里点燃烧荒之火。1969年3月19日,农场改编为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师22团。1968~1970年间,北京、上海等地先后有11批知青来团,共计3774人,其中有北京知青854人……

  在这3774名知青中竟有4位跟当地户殷家的四兄妹结为连理,其中有三位是首批下乡的北京知青。潮起潮落,留下的知青已不足百人,跟殷家兄妹结婚的知青先后返城,北京知青李惠敏和孩子办回北京后,丈夫殷汝芳没办去,她只好辞掉工作回了农场;殷汝芳的一位妹夫办回北京后,妹妹办不去,他只好重返北大荒;殷汝芳的另两位妹妹一个随丈夫办到北京,一位随丈夫办到佳木斯。李惠敏人回了饶河农场,可是户口还在北京,当地人戏称他们夫妇为“北京盲流”的妻子、“坐地炮”的丈夫。

  车到饶河农场时,昼夜已完成交割,远处漆黑一片,近处灯火寥落……

  当晚,我找到吴继善介绍的那位场长。他看了看我的采访名单,无奈地说,你要采访的知青多数不在场部,秋忙很难给你派车。另外有的连队道路不好,雨后车根本就开不进去。我说,能不能借我一辆自行车,我自己骑车子去?他说,骑自行车下连队是绝对不可能的,两个紧挨着的连队相距也有十来公里,我们尽量安排吧。

  还好,李惠敏的丈夫在连队当书记,得信后派了辆北京212吉普把我接到她家。李惠敏热情地接待了我。她已变得像泼辣、爽快的东北女人,不过身上还保留着城市的痕迹。

    对知青来说,有一个日子是绝对不会忘的,那就是下乡的日子。李惠敏是1969年8月30日下乡的。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下乡到了数千里外的“反修前哨”乌苏里江畔,怎么能不想家?李惠敏她们累了想家,苦了想家,不苦不累也想家。“男愁唱,女愁哭,老太太发愁乱嘟囔。”李惠敏想家就哭,好像泪水能把想家的念头冲走似的。女孩想家具有传播性,一个人哭其他人就跟着哭,凄惨的哭声不时从女知青宿舍钻出来,飘荡在夜色茫茫的荒原。

    爱情是对付所有苦难的一贴膏药。下乡不久,情窦初开的李惠敏就和制砖排排长殷汝芳相爱了。殷汝芳是位性情耿直倔强,办事有板有眼的当地青年。当时兵团明令禁止知青谈恋爱,他们俩人被营里抓了典型,大会检讨,小会批评,小殷还被关了七天禁闭。

    接着,一场大水把他们的连队冲垮了,殷汝芳被分到13连,李惠敏被分到16连,这对恋人被强行分开了。16连的条件特别艰苦,连电话都没有,临别殷汝芳偷偷送给李惠敏一盏小马灯,那盏马灯温暖了她一个个寒夜。白天,她跟连里的知青上山伐木,两个知青一把锯。天气冷得伸不出手脚,她把所有的毛巾都包在了脚上,把脚塞进42码的棉鞋里都不管用。冬天熬过去,总算把春夏盼来了,哪想到新开垦耕地的蚊子特别多,一只只像饿死鬼托生似的又凶又狠,叮住就不松口。用手拍一下脸,满掌都是蚊血,不!自己的血。李惠敏用毛巾把脑袋包得像粽子似的只露俩眼睛,结果还是躲不过蚊子的袭击。秋天就更苦了,割豆子腰累得像断了似的,她只好跪在地里割,半生不熟的馒头送到地头,咬口就能看到冰碴儿。

    这种日子要没有爱情怎么挺得过来?

  1973年春节,这对饱经磨难的恋人终于结为夫妻。李惠敏没有告诉对这门亲事坚决反对的父母。婚后,她休了下乡之后的第一次探亲假,回北京住了3个月。母亲要留她再多住几天。

  “不行,连里不准超假。”她坚定不移地说。

    母亲哪知道李惠敏已怀6个月身孕,再不走就露馅了。回到农场不到3个月,她就生下了儿子。

     据《饶河农场志》载:“1979年知青大返城时,有3000多知青离场,造成了生产人员严重不足,不少生产队拖拉机没人开……”

    李惠敏看跟自己同一车皮来的战友像鲜活的鱼儿似的随着潮流走了,自己却像贝壳留了下来,急得团团转,最后得了黄疸性肝炎住进医院。殷汝芳望着病榻上的妻子,心里十分矛盾。结婚以来,每当听说某某知青为返城抛弃了爱人和孩子,就像石头落进心池,扰得他多日不得安宁。当时北大荒将知青喻为“飞鸽”,将当地人喻为“永久”。“飞鸽”和“永久”是享有盛名的两款自行车。这两种自行车一个是天津产的,一个是上海产的,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款式上差异都不大,可是用来比喻人那差别可就大了去了。“飞鸽”意味着暂栖枝头,将会远走高飞,“永久”却像黑土地上的老榆树,根深蒂固地扎在那里。

    1980年,李敏惠的返城手续办下来了。11年来,做梦都盼返城这一天,户口准迁证拿在手里,那种渴望竟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亦难,去亦难,家和丈夫都带不走,她和孩子回去还有什么意思?罢,罢,罢,她一狠心把那生不逢时的准迁证撕了。这一纸准迁证来之不易啊,她母亲在京城求爷爷告奶奶地活动了多少年?她的父母还望眼欲穿地等她回去,殷汝芳把撕碎的准迁证粘上了。

    李惠敏办回北京后,又返回饶河生下了女儿。户口在北京和在北大荒感觉就是不同,这回李惠敏走到天涯海角也是北京人了,她在北大荒住了下来,女儿两三岁了她也不张罗回去。她不急母亲急,怎么能这样过一辈子,这样返城还有什么意义?1984年,母亲来了,说父亲的单位要分房子,李惠敏和孩子回去就能多分几平米;还说李惠敏的关系是办回去了,可是工作还没有落实,怎么能猫在农场不回去?

    李惠敏跟着母亲走了,她一步三回头,舍不得家,舍不得汝芳,泪水一滴滴地落在地上。母亲生气地说:“哭什么哭?像再也见不到面似的。”李惠敏一听不禁号啕大哭,她哭女儿也哭,站在一旁的殷汝芳也泪水潸潸。

  1985年春节前,殷汝芳病倒了,躺在炕上思念着妻子和孩子,越想越苦,越想越绝望,三千里路云和月,想也见不着。

  “大哥,送你医院去吧。”连里的哥们儿说。

  “不去。”殷汝芳说,医院又解决不了他对妻儿的想念。

  “把你送你妈那儿去吧。”

  “不去。”

  “把你送火葬场去吧。”哥们儿见这人不进油盐,气恼地说。

  “行,你就把我送火葬场去!”

    作为男人没给妻儿以幸福,反倒成了负担,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北大荒的冬季天黑得早,好似太阳攀到中天就轱辘到山下,将夜幕刷地拽了下来。归巢的鸟儿梦呓似的凄啼两声,是呼啸的西北风惊扰了好梦,还是寒冷横在那儿让它钻不进梦乡?李惠敏抱着女儿,牵着儿子,踏着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家属区。回北京后,李惠敏谋得一份工作,同事听说她的丈夫是“坐地炮”,还留在北大荒,都劝她离婚。劝她离婚的何止同事,亲朋好友有几个希望她这样过下去?可是,她怎么可能离婚?她和殷汝芳不仅有过刻骨铭心的爱恋,而且他还是两个孩子的爹。近家情更迫,汝芳的病情怎么样了?她知道他生活能力差,感到内疚,没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可是,她分身无术啊,再说母亲把他们娘儿仨办回北京容易吗?她刚有份工作,眼看就要转正了,哪能说请假就请假呢?春节前夕,她写信让他到北京过年,信刚投进邮筒就接到指导员的电报和200元钱的盘缠。电报上几个黑字像一块块磐石砸在她的心上:“汝芳病重速归。”她拿着电报哭着跑去跟领导请假,回家收拾一下就领着孩子赶到火车站。

  突然,眼前人影一晃,竟那么熟悉,“儿子,快喊你爸,快喊哪!喂,汝芳!”还没等儿子喊,她就喊了起来。那人影愣了一下,循声疾步过来。李惠敏急忙把怀里的女儿递过去,“女儿,快叫爸爸!”女儿打量一下他,怯生生地叫了一声:“舅舅。”殷汝芳抱过女儿,心一酸眼泪差点儿掉下来。

  李惠敏一进家门就愣住了,这还是家吗?墙角挂满蛛网,地上一层烟头,炕上扔着脏袜子和罐头盒子;再端详汝芳,满脸憔悴,衣着邋遢,白衬衫已变成深灰色,抑制不住地哭了。第二天,她就抱着盆洗衣服,连洗三天。汝芳抚摸着洗得干净透亮的衬衫哽咽着说:“我好久没穿这么干净的衣服了。”她的眼泪流了下来,决定不回北京了,不管是苦是累,吃好吃孬,也要和殷汝芳在一起。

  李惠敏的户口和工作关系没迁回来,在农场没有工作,只好在家养鸡养鸭,还养过海狸鼠。那些年农场不景气,她就卖鸡蛋鸭蛋供两个孩子读书。有人说,李惠敏,你也太傻了,丢了北京的工作,跑回来养鸡养鸭。也有人说,李惠敏,农场工资都不发了,你咋不回北京呢?

  她说:“不发工资也不是我们一家,我咋也不能把你大哥扔这儿自己走啊。”

  殷汝芳愧疚地说:“我这辈子谁都对得起,就是对不起李惠敏,欠她的实在是太多了。”

  在采访时,李惠敏实在地说:“不管怎么样,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要说留在这儿一点儿不上火那是瞎话……”

    2007年秋天,又是秋天,我要去北大荒采访时,给吴继善打了电话,请他再帮助联系我过去采访过的知青。不巧,正赶上《农垦日报》创刊50周年,他忙得焦头烂额,可还是在百忙中帮我联系了几个农场。饶河农场说,殷汝芳退休了,跟李惠敏去北京了。我屈指一算,李惠敏已经55岁了,不返城的话也该退休了。从组织关系上说,她是返城知青;实事求是地说,她在北大荒生活了将近40年,还应该算是留守知青。

  

2.天津知青———黑龙江边赫哲人家的媳妇

  勤得利农场地处同江市境内,北依黑龙江,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南面是一望无际的三江平原。农场有两万多人口,汉族占91.1%,其余为满、壮、赫哲族等少数民族。第一次去建三江垦区采访时,听说勤得利有一赫哲人家的三个兄弟,老大和老二分别娶了连里两位漂亮的知青,一位是上海的,一位是天津的,老三跟北京知青谈一场恋爱没成,最后找了一位吉林的。

  赫哲族人世代居住在黑龙江,是我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时仅有1476人(其中包括那两位知青的儿女),他们远离城市,居住在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边,靠捕鱼为生。大都市姑娘嫁过去,在心理文化上能相融吗?婚姻能否幸福和长久?

  我一到勤得利农场就跟工会干事柱子打听这两位知青的情况。柱子说,她们在勤得利。

  “这不就是勤得利吗?”我蒙了,难道我还没到勤得利?场部门口不是戳着“勤得利农场”的牌子么?

  柱子解释说,勤得利是勤得利农场下边一个地方,那里有个发电厂。

  勤得利距场部挺远,那几天刚下过雨,路特别不好走。去采访那天,柱子跟场部要了一辆北京212吉普,这种草绿色的吉普车在城市已属“鹤立鸡群”,在北大荒这种“鹤”也不多见。吉普像醉汉似的摇摇晃晃地行走在翻浆路上,人在车里就像路边的水麦草忽左忽右,前仰后合。大约一个小时,吉普车晃进了一个镇子。

  “那就是发电厂,现在倒闭了。”柱子指给我看。

  我望了望那座寂然无声的工厂,门前冷落凄凉。它让勤得利在黑夜有过光明,让寂静的荒原有过机械轰鸣,此时却到了弥留之际,哀戚地望着陪伴自己度过数十年的黑龙江,望着北大荒的蓝天白云,望着当年车水马龙的街巷和从它身边走过的行人,等待着最后的时刻……

  柱子说,发电厂亏损严重,维持不下去了。突然前边聚集着一群人,柱子急忙让车停下来,他跳了下去,将人群中最活跃的中年女性拽了过来,两个男的追着那女的问道:“你去不去了?”

  “有记者来采访,我一会儿就回来。”她摆摆手,一转身上了吉普。

  “她就是你要采访的那位嫁给赫哲族人的天津知青苏桂兰。”柱子介绍道。

  我看了看她,眼睛不大挺精神。苏桂兰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她说她是发电厂的职工,几年前内退了,有些事还没得到解决,他们想去场部找领导理论理论。她说着一口东北话,只是个别字眼有着像果仁张似的津味儿。她说话爽快,有股敢说敢干的劲儿。

  车绕了弯驶进家属区,那是一片旧砖房,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还算上等房。房子的格局有点儿像串联式电路,进门是一道狭窄细长的厨房,一通到底,拐弯进去是朝南的客厅,大约十二三平米。客厅北边有间七八平米的卧室。客厅里摆着一张单人床、一对简易沙发和一套样式跟房子同样过时的中高低柜。一片没织完的渔网拴在窗户上,织网的是位头发花白、有着赫哲族特有的宽阔脸庞、突出颧骨的男人。他站起来,用憨厚的微笑表示欢迎。苏桂兰说,他是她的丈夫付忠喜。

  我想,她为这位赫哲族男人放弃了天津,他们的爱情肯定轰轰烈烈、刻骨铭心。苏桂兰却爽朗地笑着说:“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

  真不可思议,没有爱情就跟当地人结了婚,放弃了返城?我想起《北大荒之歌》:“第一眼看到了你/爱的热流就涌进心底/站在莽原上呼喊/北大荒啊我爱你/爱你那广袤的沃野/爱你那豪放的风姿/啊……”难道她对他不是一见钟情?跟北大荒一见钟情也不见得非嫁给付忠喜呀,当年青年多着呢。再说,当年的北大荒该不会有那么大魅力吧,它又不是香格里拉。我采访过那么多知青,还没听说谁一眼就喜欢上这疙瘩,再也不想走了。

  不出所料,苏桂兰第一眼看见勤得利时别提多失望了,她和姑娘们站在卡车上,眼泪汪汪地喊道:“这哪有绿色的营房?哪有草坪?哪有……”那种被欺骗的感觉在心里翻滚着,弥漫着,她最渴望的就是在卡车上不下来,让团里把她们送回车站,让她们回家。

  当初,27团去天津领知青的人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是一手拿枪杆,一手拿锄头的部队,兵团战士是不戴领章和帽徽的军人,我们是按部队的编制,团、营、连、排、班,住的是一排排绿色的营房,吃的是白面大馒头,衣食住行和部队没有两样……”

  苏桂兰的热血沸腾了,在“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年代,一杆钢枪,一身戎装,对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多么具有吸引力?当然,最实惠的是那随便吃的大馒头……当时,城市居民的粮食是定量供应的,每人每月只有几斤面粉和大米,其余是粗粮,绝大多数人家饭都吃不饱,哪里吃得上白面大馒头?

  苏桂兰家境贫寒,家里七口人靠父亲一人的56元工资生存,家里住房也很紧张,一家人挤在9平方米的小房里。白面大馒头和绿色军装,多么令她向往!她报了名,穿上土黄色军装,上了知青专列。火车没白没夜地跑了好几天,最后在铁道线的终点,一个叫“前进”的小站停下来。苏桂兰他们爬上卡车继续前进。天快黑时,他们不再前进了,到了目的地———位于黑龙江边的16连,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原野和几间破草房,她的心像旷野里的芦苇一样荒凉。

  天像漏了似的不停地下雨,下得心都阴乎乎的。他们下雨也不休工,要到地里割大豆。割一天大豆,浑身就像散架了似的,回到宿舍两条腿都上不去炕。半夜时分,突然听到紧急集合令,他们以为苏修发动进攻了,惊惶失措地爬起来,张三找不到裤子的另一条腿,李四的上衣被王五穿上了,王五的只剩了一只……他们盔歪甲斜地赶到集合地点,连长下达命令:“山上发现苏修特务,紧急搜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他们胆战心惊地在山上忙活半天,搜到的特务竟是一头野猪。

    不论生活是艰辛还是快乐,已被岁月带进记忆的沟壑。苏桂兰渐渐成熟了,脸上的稚气褪去,出落成了眉清目秀的大姑娘。

  1975年,23岁的苏桂兰从天津探亲回来,几位老乡就跑过来问:“小常宝,你谈的对象家里同意啦?”

  自从她演过《智取威虎山》中的小常宝后,战友们就叫她“小常宝”了。

  “什么对象,我和谁对象呀?尽瞎扯。”她莫名其妙地说。

  “你自己跟谁搞对象还不知道,装什么糊涂?”老乡笑了笑。

  这一笑,把她笑得不安起来,越是不安越想弄清楚,越想弄清楚老乡就越不说。在那贫乏单调、缺少娱乐的日子,这种传闻比闪电还快,没几天的工夫就有六七个人问过她。她被搞得一头雾水,弄不清是哪个空穴来的风。

  她从农工班调到炊事班后,炊事班就成小伙子关注的焦点。可是,她却像“小常宝”似的情窦未开,对谈恋爱、搞对象之类的事情处于朦胧状态。有几个小伙子大胆地追求过她,她说,“这么点儿小岁数对什么象哪?我不在北大荒谈恋爱!”在她的心里返城是第一的,第一不解决就没有第二!

  沸沸扬扬的议论,搞得她睡不着觉了,一门心思想把那个“对象”挖出来。她把连里的男知青一个个筛了一遍,都筛掉了。那个“对象”她怎么也想不出来是谁。谜悬在她的心上,真恨不得跷脚把它够下来。她做豆腐时,连里的一个小伙子要喝豆浆,她问他:“你们都议论我搞对象,我怎么就猜不出那对象是谁。”

  他看她不像开玩笑,就说:“我告诉你吧,付忠喜。”

  “付忠喜?没那回事儿!”

  付忠喜是机务排的排长,党员,赫哲族青年,家庭出身好,为人忠厚老实,工作任劳任怨,人缘也好。他的母亲是一位古道热肠、很有威望的赫哲族老人。她34岁守寡,拉扯大了3个儿子。她这辈子没有女儿,对女孩有种由衷的喜爱。家里做好吃的时,她就把连里的女知青拽到家去。一来二去,连里的女知青就和老二付忠喜混得稔熟。

  一位漂亮的上海女知青对他产生了好感,他也喜欢那个姑娘。他想向姑娘求婚,可是婚姻大事要母亲同意才行。没想到母亲一听竟说:“你哥哥还没有对象呢,你着啥急?你别给自己说了,给你哥说说吧。”

  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老二18岁时就有人要给他介绍对象,老大到现在还跟对象无缘。老大的条件也不错,可是性情内向,少言寡语,一见姑娘就脸红。

  第二天下工,付忠喜把那位知青送到宿舍门口后说:“我给你介绍个对象行不行?”

  姑娘脸红了,看了看他,低下了头。

  “就是我哥。”他怕姑娘误会,急忙把他哥扔了出来:“我哥在邮局当局长,是党员,人挺能干的。你有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一声……”说完,他转身跑了。

  两天后,那位上海知青对付忠喜说:“你说的那事,行!”

  上海知青结婚了,成了付忠喜的嫂子。这时他已26岁了,该成家了。他又喜欢上另一位上海知青。她是他的助手,怕万一姑娘不同意,俩人就没法在一辆车上工作了,只好憋着没说。后来,她调到农工排去当排长了,可以求婚了,见面的机会却少了,事情就搁下了。

  那段时间下工后,他就领着一帮赫哲族小伙子坐在宿舍门口,望着从眼皮底下来来往往的女知青,筛选着自己的意中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时,居住在勤得利的赫哲族青年都转为兵团职工,这些从没离开过黑龙江边的小伙子把对城市的向往转移到了女知青的身上,他们想娶个知青当老婆,跟她去城里转一转。

  苏桂兰和付忠喜很熟,她不仅经常下地给机务排送饭,而且他们的宿舍还紧挨着。让苏桂兰意想不到的是没几天就说客盈门,不知为什么,那些人极力想玉成此事。她一再解释,他这人是不错的,家庭出身也好,可是我只有23岁,还没有找对象的打算。那是迷信“好人+好人=革命的美满的婚姻”的年代,是择偶标准被简化为“一是家庭出身好,二是本人表现好”的年代,是一个被动多于选择,没有爱情也要结婚的年代……最后,她只好点头接受了这个对象。

  缘分哪!在他们确定恋爱关系的第三天,他的师傅跑来给他介绍对象,所介绍的竟是他喜欢的那位助手。至今还有人和苏桂兰开玩笑说,你要是晚点头3天,付忠喜娶的就是那位上海知青了。她说,还不如他娶她呢,那样我就回天津了。听说她和付忠喜确定了恋爱关系,追求过她的几位男知青都特别失落,一位和她青梅竹马的天津知青更是悔青了肠子。

  她还没找到恋爱感觉连队就散了。他被分到勤得利发电厂,她被分到离勤得利很远的27连。于是,他向她求婚,他们一个26岁,一个23岁,符合当时的晚婚要求。她征得父母同意后,跟他登了记。她顺理成章地调入发电厂,仍在炊事班;他先是在车间当班长,后来去车队当队长。

  新婚之夜,她逼他坦白交代:“你说实话,当初是不是你找人散布我和你对象的?”

  他先是笑而不语,被逼急了,只得点头称是。

  一户赫哲族人家娶了两个漂亮的大城市知青,这在勤得利引起了轰动,经常有人好奇地趴他们家的窗户看一看,想见识见识这两个漂亮媳妇长什么样。

  

  结婚的第二年,他们有了大女儿;第四年,又有了小女儿。

  赫哲族是一个勤劳勇敢、性情奔放的民族,擅长打渔狩猎,喜欢饮酒跳舞。他们待人热情实在,有钱就全部掏出来和朋友喝酒,不想明天怎么过。赫哲族的男人不做家务,生活自理能力很差。不过,到了付忠喜这一代,生活习俗已大有改变,不仅不酗酒,还学会了一些家务。苏桂兰说,付忠喜烧的菜不好吃,收拾的屋子不利索,洗澡、换衣服等琐事还都要她催促。尽管在生活和习俗上有很大差异,没有影响他们夫妻感情和家庭和睦。在勤得利,她是一个孝敬婆婆、体贴丈夫的好媳妇和会过日子的好主妇,她把家里家外打点得井然有序。

  大返城时,她眼巴巴地看着和自己一起下乡的知青走了,心里很不好受。她想回天津,可是回去后住哪儿?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大女儿3岁,小女儿1岁,父母家住房那么紧张,哪住得下她们三口?另外,家里在天津没什么人脉,她这位27周岁的妈妈能找到工作么?丈夫办不进天津难,办进天津也难,一个喜欢大江和荒原的赫哲人怎能忍受都市生活?唉,算了,返城的机会不要了,咱就在黑龙江边生活一辈子吧。她没回天津,大嫂也没回上海。

  改革开放后,付忠喜做几笔生意没赚到钱后,在黑龙江上租条渔船,像老祖宗那样靠打渔为生,每年去掉租船费用,略有剩余。他本来还想要个儿子(国家不限制赫哲族的生育),见她身体不好只得放弃。她在46岁那年办理了内退,厂里每月给250元生活费。

  他们的大女儿在天津长大,高中毕业后在旅行社当导游。小女儿在北大荒读完高中之后,回了天津。他想让她回去陪陪两个女儿,她怕丈夫照顾不好自己,没有回去。大哥和大嫂退休去了上海,大嫂的娘家给他们一套住房,他们的孩子还在北大荒。

  她说,我认为知青上山下乡还是对的,最恨的就是知青大返城。知青都不走的话该有多好。

  她还说,我现在回天津也不习惯了,一见街上那么多人就头疼。另外,我们这些知青回到城市都有这么个感觉:和家人合不来……不过,我们老了还得去天津,孩子都在那边,老人是需要孩子的。

  2007年,我从八五九农场去勤得利时遇上修路,车从前哨那边绕了一大圈儿才到。喝酒时,我对当地的朋友说想见见柱子。他们打电话把柱子喊来了,没想到这小子发达了,戴着墨镜,开着小车,一副大老板的派头。他好像在办钢琴班和音乐班,业务繁忙,喝几杯酒就跑掉了。我打听苏桂兰,当地朋友说,她没走,还在那儿。不过正在修道,昨天又下了雨,道不好走,你还是别去吧。我见他们有点儿为难,只好放弃。

  苏桂兰生活得怎么样,她和老付是否还住在那套老房子里?我特想知道。

  我知道他们的生活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可是仍然希望他们能像柱子那样富起来。

  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位天津知青以留在北大荒的代价,换取了两位赫哲姑娘定居天津,这意味着什么?苏桂兰她们嫁给赫哲人后,对赫哲人的生活和文化具有什么样的积极作用?

3.“哑伴”———放弃哈尔滨的充足理由

  西北风封住了蜿蜒流淌的蒲鸭河,厚厚的雪裹住了远远近近的房舍,裹不住的炊烟像一缕缕白雾袅然升腾,洇向碧空。

  我走进普阳农场17队的住宅区,“吱呀”推开一户整洁而寂静的农家小院的柴扉,隔院传来猪嘶狗吠,鹅鸣鸭叫,这时乌鸦也跟了几声聒噪,可是片刻的喧嚣须臾就被寂静覆盖了。这是哈尔滨知青刘艳杰的家。她是一位戴着眼镜的矮胖温淑的女性,圆脸上涂着一块硬币大小的紫药水。她解释说,北大荒太冷了,戴金属镜框把脸冻伤了。

  大返城时,父母见左邻右舍跟刘艳杰一起下乡的都返城了,只有她还留在北大荒,写信问她:“艳杰,你能不能回来?”她知道父母特别希望她回去,她不返城父母在邻居面前很没面子。婆婆见连里的知青越来越少了,也对她说:“艳杰,要不你也返城吧。”

  她说:“我回去就得带我家建华回去。他不会说话,到哈尔滨能干什么呢?他在这里习惯了,进城是很难适应的。当时,为了返城,有的知青搞假离婚,有的干脆抛夫弃子,什么都不要了。这是一笔良心账,这不符合做人的道德!”

  刘艳杰是1968年下乡到二师17团的。刚下乡时17团还在汤原,后来迁移到了蒲鸭河畔。那时,茫茫的雪野堆着一堆煤,上面插着一块牌子:17连。17连的知青和老职工围着这堆煤搭起帐篷和马架,从荒原打回柴草,去河边拉回冰块,生火化冰,烧水做饭。白天劳累一天,晚上还要开会到九十点钟。

  那是“把一切交给党安排”的年代,她读的是毛主席的书,学的是《人民日报》社论,看的是革命样板戏,想的是把组织要求作为操作程序全部输入大脑成为自己的行动。组织上忽略一道人类最基本的程序———恋爱和结婚。恋爱和结婚是非常个体化的,对“斗私批修”、“狠斗私心一闪念”的老实人来说,有点儿无所适从。组织提倡做革命夫妻,办革命婚礼,组织革命家庭。刘艳杰这样老实本分的知青不知道该什么时候结婚,跟什么样的人结婚,寻找什么样的伴侣,怎么组成革命的家庭。

   下乡七八年,刘艳杰已成为二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她在爱情和婚姻上始终陷于被动,没主动爱过谁,追求过谁,而是被别人介绍来介绍去。有人给她介绍汤原农场商店副主任,她说她不想离开普阳农场。有人给她介绍一个普阳农场的,是上海知青,在3连;还有人转弯抹角地对她说,连长早在三年前就相中了她,想让她做儿媳妇,可是他的儿子是聋哑人,比她小三岁……

   一个是上海知青、健全人;另一个是当地青年、聋哑人。她选了后者,理由是有家就要烧火做饭,拖着爬犁打柴;生儿育女,养鸡养鸭……建华是哑巴,可以不参加任何会,有时间做家务,这样她就可以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回家探亲时,她把这选择告诉了家人,他们不禁目瞪口呆。

  “建华不能因为是哑巴就一辈子不结婚,我不嫁给他别人也会嫁他,残疾人也得有个家。”她对母亲说。母亲呆呆地望着女儿,哭着说:“你们语言不通,能过到一块儿去吗?你哪怕找个瘸子或瞎子也比哑巴强,最起码俩人还能交流啊!”母亲知道她腼腆,不爱说话,第一次探亲回去时宁肯下错站也不跟别人打听到站;宿舍来个生人她就躲在外边,不把那人等走决不回去。她要是嫁给一个不会说话的人,遇事两个人都不吱声,那日子可怎么过?  

  有人说,刘艳杰对陈建华是同情,不是爱情。同情是可以升华为爱情的,情感的每一条蜿蜒小道都有可能通向爱的绿洲。不爱,一个理由就够了;爱,可以找出无数缘由。不傻不残的哈尔滨知青嫁给了当地的哑巴,引起许多好奇和疑惑。那些聪明的或自作聪明的都想解开这一疑窦,想给让他们难以接受的婚姻找出点理由。有人说刘艳杰图的是陈建华家有权和有钱。

  她气愤地说,我公公只是个连长,我结婚后工作没有变化,仍然在畜牧排喂猪,仍然穿着雨靴起猪粪。婚后,我们跟公公婆婆一起过,每月开工资都如数上交,然后他们给我5角钱交党费。那时,我兜里连一分钱都没有,妊娠时想吃水果罐头,建华跑到小卖店赊回一瓶。有这样享受权力和金钱的吗,有这样为权和钱去结婚的吗?没有!

  成家后,他们家的话全靠她说,成了这个家的发言人。她锻炼得话多了,却没人交流了。她见别人家夫妻吵架就羡慕,夫妻都会说话该有多好,情话、闲话、笑话随着舌头转动潺潺流出,哪怕吵架说骂人话和绝情话也好啊,不管怎么说也有个回应。可是,没几年,她羡慕的夫妻离婚了,她又困惑了,你们怎么离婚了呢?你们不是都会说话么,怎么还不如我们这对没有共同语言、没法沟通的呢?矛盾?哪对夫妻没有矛盾?我跟建华就没有矛盾?聋哑人性情耿直、暴躁,为一点儿小事动不动就打架。父亲去世了,她心情很沉痛,他却跑出去打架,被领导停工两天,还罚了款。她还得安慰他:“你和人打架不对,大(领导)说你脾气不好,让你在家休息两天。大对你好,没罚你,以后别和人打架了。”

  有一次,他们夫妻抱孩子看电影时,孩子哭闹起来。她就抱着孩子出来了,正巧遇到领导找人看场院,她就自告奋勇地去了。她发现场院的水沟有许多麦粒,放下孩子就操起铁锹捞起来。突然,他呼呼地冲过去,把她抡了一个大跟头,眼镜摔出老远。原来他出来找她,见她竟跑出来干活就火了。聋哑人心眼儿实,他爱得真实,也爱得自私和狭隘。不论谁家有事他都主动帮忙,却不允许她受累,队里的厕所满了,她夜里起来去掏,他知道就会生气……他过去从来没打过她。她感到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委屈,七八天没搭理他。他煮好饺子端给她,哄她吃。

  她说,跟聋哑人过日子,别提有多么难,可是这所有的烦忧和苦恼都要默默磨碎,悄悄地消化。

  他喜欢摩托车,她不同意他买。他先斩后奏,把摩托车推了回来。她没办法了,把存折扔给他,伤心地说:“你就跟着你的摩托车过去吧!”后来,二女儿要读卫校时,差3000元没读上。她生气地说,“我熬到退休就回哈尔滨,再也不回来!”  

  那是气话。回首那如烟往事,他对她的爱足以淹没那片伤心地。会说话的男人有什么好?不见得像他那么善解人意,那么会疼女人!她怀大女儿时,他给她赊回罐头,他一口也不吃,就深情地看着她吃;她怀二女儿时想吃鸡,他跑遍农场也没买到烧鸡,索性堵着自己家的鸡笼子抓鸡。他抓一只递给她,她摸摸有蛋,不舍得杀放掉了。他又递她一只,她摸摸还是有蛋,他比划着说,杀吧,杀吧,别舍不得!

  她的衣服脱下来,他默默地洗了。他的衣服却不许她动,比划着说,“我的衣服太大了,你洗不动!”他干的活很重,有时累得胸痛,她心疼地说:“娃大了,早晨你领娃在炕上多睡一会儿,我做饭。”他比划说:“不用,我们这栋房都是男的做饭。你领娃娃躺着,我起来做饭。”晚上,她把孩子放在婴儿车里去烧饭,他回来见孩子哭了,就比划说,“以后你别做饭,哄着娃娃玩,我回来做饭。”她心疼地说:“我怕你饿。”他比划说:“我饿点儿,没事儿;娃娃哭,不行!”中秋节,他骑着摩托车跑几十公里给在场部读中学的大女儿送月饼。同学惊讶地对大女儿说:“唉呀,原来你爸爸不会说话,是哑巴!”大女儿愤然把同学的文具盒摔在地上,说:“谁说我爸不会说话,我爸爸的心会说话!”

  他不仅爱她,爱孩子,也爱她的亲人。她母亲来北大荒时,不小心把假牙掉进炉子里烧了。他饭都没吃,骑摩托车就走了。傍晚回来说,他去团部医院买牙去了,医生说假牙不是卖的,得咬牙印才能镶。她母亲感动地说,他数九寒天地骑摩托车跑那么远的路去给我买牙,就是亲生儿子也做不到啊。

  女儿说:“妈,将来我也找一个不会说话的。”

  她说,“闺女呀,你千万别找不会说话的,吃苦受累都不怕,别人看你那个眼神你就受不了。”

  别人怎么看会改变她对他的感情么?不会的。

  “我好几天没和我家建华一起吃饭了,我想今晚回家吃顿饭……”她对同事说。

  当炊事班长后,她三顿饭在食堂吃,他在家自己做饭自己吃。想到他一个人吃饭冷冷清清,她感到愧疚不安。

  “那你就回去吧。”同事理解她。

  晚上要发面,她当班长的又不能把活扔给别人。回到家时,她问他:“吃饭了吗?”“吃完了。你吃了吗?”“我也吃了。”两人相视一下,笑了。

  “妈,你都当了一辈子班长。你咋还像毛主席那时候那样呢?”女儿不解地说。

  是啊,一转眼她当了三十多年班长,畜牧班班长、农工班班长、炊事班班长。

  “妈当一辈子班长也不后悔,妈选择的是自己的路。孩子,妈想趁能干时多干点儿,老了干不动时也不后悔。妈是个党员,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落后于群众。”

  “妈,像你这样的党员实在太少了,傻得天底下都找不到了。”

  “孩子,人活一辈子不容易呀,要让人说,这个人不错;别让人说,这个人不咋样儿。”

  两代人有着不同经历,不同的价值观,尽管都会说话,沟通起来难啊。

  不知上苍是不忍心让这对夫妻这样下去,还是爱创造了奇迹,陈建华突然听见声音,她耐心地教他说话,他居然能说话了,尽管语句简短,但毕竟是他说的。

  2007年,我第二次采访她时,她已经退休了,每月能开345元退休金。建华还有5年才能退休,目前没有工资。这几年,他身体不好,患有甲亢和扩张性心肌病。他的病一怕生气,二怕累着。她什么事都依着他,她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家建华能健健康康地多活几年。

  他们的大女儿在哈尔滨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科当护士,工作11年了。她在哈尔滨已成了家,孩子都上学了。小女儿也成了家,孩子满地跑了。生产队给他们家十垧地,他们没有种,让给小女儿种了。

  40年过去了,刘艳杰在北大荒没有轰轰烈烈的业绩,做的最有影响的一件事,大概就是嫁给了不会说话的陈建华,给了他一个温馨的家。

 

    二、一诺如山,地老天荒都不变

  在西方婚礼上,新婚夫妇要在教堂发誓:“从今天开始,不论贫穷,富有,健康还是疾病,都不能将我们分开……”

  可是,西方的离婚率却居高不下,许多信誓旦旦的夫妻分道扬镳了。西方有哲人说,上帝死了。已没有神灵来监督誓言,不论宣誓、起誓、立誓、毒誓、婚誓,还是山盟海誓,越来越成为一种形式。

  很少有人坚守誓言几年、十几年或几十年了。在采访中,许多知青说,那些血书,发誓“扎根边疆一百年不动摇”的知青都离开了,留下来的知青基本都是没说过什么“在北大荒安家落户”之类的豪言壮语。

   12年前,在二九○农场采访时,我见到一位头发花白,满面风霜,衣衫不整的老妪,她在道上来回匆匆地走着。当生产队干部告诉我她是知青时,我的心像被什么撞了一下,很疼。她看上去怎么这么老?起码有60多岁。我问她:“您多大年纪了?您在这里生活好么?当年为什么没有返城?”她看看我,一句话也没说,继续匆匆地走她的路。队干部告诉我说,她精神不好。她的前夫是上海知青,为了返城,跟她办理了假离婚,结果他走后杳无音讯,她疯了。队干部讲完后说一句:“她真可怜!”最可怜的还是她的女儿,从七岁就跟着这么一位疯妈妈,小学只读一个学期就辍学了……

  我也采访了这样的知青:一诺千金,为婚前的诺言,或放弃了返城,或回城后又重返北大荒……  

4.一句婚前誓言,两次放弃返城

  欧阳的三幅老照片像烫手的地瓜扎在我手里。照片珍贵,有两幅摄于1968年9月7日的上海站月台,一是在知青专列前,欧阳和同学相拥而哭,离愁别恨淋漓尽致;二是列车缓缓开动,稚气未褪的欧阳把戴着军帽的脑袋探出窗外,恋恋不舍地望着送他的亲友;还有一幅是在黑龙江边,武装战士欧阳挎着一杆钢枪,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

  欧阳叫欧阳吉宝,是上海知青。我采访他时,他在普阳农场当宣传部长,忙得屁股不挨凳子,好几次都没采访完,稿没发出去,照片也没法还。欧阳每次见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晓军,我有3幅照片,还在你那儿!”

  看来那3幅照片让欧阳牵肠挂肚,甚至断肠。

  后来,我和黑龙江电视台专题部主任胡立德去普阳农场拍专题片,欧阳见到我居然不提照片了,这反倒让我更为不安了。见到欧阳的妻子赵艳时,我主动交代照片在我那儿完好无损。赵艳说,影集是欧阳的掌上明珠,尤其是知青时代的照片,没事就拿出来翻翻。你拿走照片后,他的影集就留下三处空白。欧阳的影集我见过,整理得像画册,照片不仅按拍照的时间顺序排列,还有图片说明。

  我感到很对不住欧阳,这些年来,他每次翻阅影集见到那醒目的空白,心里不知涌出多少失落和不安。为把照片还他,我把欧阳和赵燕堵在家里,继续几年前的采访。

  陪同采访的普阳电视台台长战胜利先冒出一句:“赵姐,你说说,欧阳当年是怎么向你求爱的?”

  赵艳居然认真地转过脸问欧阳:“还说吗?”

  欧阳装出一副男子汉大丈夫的样子,满不在乎地说:“说吧!”

  “他说,‘我喜欢你,你喜欢我么?’”

  在场的人被逗笑了,农场的人都说欧阳实在,比北大荒人还北大荒,连求爱都这么直来直去的。

  “我是那么说的么?”欧阳有点儿吃不住劲了,惊疑地望着妻子,转而自嘲地笑道:“记不得了,记不得了。”

  那是1974年,武装连队解散后,欧阳回到绥滨农场的酒厂,担任团支部副书记,抓厂里的文艺活动。这时,像白桦林般恬静的赵艳做梦也没想到那豪迈奔放如黑龙江似的欧阳会爱上自己。她刚刚19岁,在酒厂上班还不到一年,称比自己大7岁的欧阳为“欧阳叔”。

  “欧阳叔”的火辣辣的求爱让她不知所措,晚上回家跟父母商量。父亲是1946年参军的老兵,1958年转业到北大荒,曾经作为全国劳动模范见过毛主席。赵燕的父亲对女儿的婚事特别慎重,私下对欧阳了解一番后,犹豫不决地对女儿说:“据反映欧阳这小子人还不错,可惜啊,他是个上海人,要是本地人就好了。他将来要是回上海了,你怎么办?”

  “我不担心他丢下我不管。他这人特别实在,认准的事从不回头。”赵艳很有把握地说。

  赵艳的灵魂深处已“爆发革命”,对欧阳的好感与日俱增。

  母亲说:“你找个上海人,两个人生活习惯不一样,日子怎么过?”

  “那有啥?妻子是北方人、丈夫是南方人的人家多着呢,不是都过得好好的么?”赵艳说。

  女孩一谈恋爱,父母就要被“出卖”。男友说什么,她最多能告诉父母20%,父母说男友什么,恐怕要告诉男友110%,那10%是她猜测的。赵艳把父亲的担忧告诉了欧阳。欧阳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更不回头的人,他直接拜见未来的岳父大人,向他老人家表决心:“您老放心,我欧阳不论走到哪儿,都要把赵艳带在身边,绝不会抛弃她!”

  欧阳是位讲义气、重承诺的人,否则也不会来北大荒。下乡前,他作为上海市杨思中学革委会主任、造反派头头参加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毕业生分配。按规定,欧阳那届毕业生60%留在上海,可是跟欧阳对立的造反派叫号说:“我们要去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生前工作过的地方兰考县插队落户,你们敢去吗?”另一对立派叫号:“我们去革命圣地井冈山插队,你们谁去?”欧阳的军师、最铁的哥们儿“唐克思”说,敢不敢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是考验真革命与假革命的试金石。他们去兰考和井冈山,我们去北大荒!欧阳激动地一拍桌子,“对,到边疆去,到反修前线去,我报名去黑龙江,你们谁去?”在欧阳的呼吁下,学校有30多名毕业生报了名。没过两天,20多人打了退堂鼓。有人劝欧阳,算了,你也别去了。

  “不,我说到做到。”欧阳说完,回家取出户口簿就去了派出所。

  当他见户口簿上自己那页被盖上“注销”两字时,感到心“咯噔”一下,从此自己不是上海人了,他突然发现自己竟这么热爱和留恋着上海……

  1968年9月7日,欧阳和那几位最铁的哥们儿———“唐克思”、小庄等人离开上海,下乡到黑龙江绥滨农场(后改为二师9团)。

  1976年11月,欧阳与赵艳结婚,第二年10月,他们有了女儿欧阳颖君。

  1978年,欧阳回上海探亲时,听说知青要返城了,匆匆地赶回农场,放下包就要去找那些弟兄。有人告诉他,“唐克思”他们都走了,回上海了。他像被棍子击中似的愣住了,他们怎么走了呢?他转身跑到他们的宿舍,望着空荡荡的房子和空荡荡的炕铺……

  他想那些哥们儿,怀念他们在一起踏雪巡逻的日子;怀念他们一起在深山老林打山洞、伐木头,在茫茫荒野修水利和深更半夜急行军走着睡着的岁月;怀念和他们一起扛着100公斤的小麦上3节跳板,干20多个小时后还坚持“天天读”……

  那段日子里,欧阳经常在睡梦中喊叫那些哥们儿的名字哭醒。可是,现实比虚无的梦境更为苍凉,理智不断提醒他:他们都走了,不会回来了。最铁的那三个哥们儿,一个考取大连工学院,两个回了上海,这里只剩下他老哥一个了。开朗活泼的欧阳变了,变得沉闷了,话语越来越少了。这个在内弟眼里吃完饭碗筷一丢就跑到知青宿舍聊天、唱歌、打乒乓球的“欧阳哥”下班之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9月7日到了,这是他们哥几个下乡的日子。过去每逢这天,他们要聚会,要合影留念。如今,欧阳茕茕孑立地守在酒桌旁,望着眼前的酒杯和碗筷遥思远方……

   “欧阳,你一个人回去吧,别管我了。”赵艳心疼地说。

  欧阳两眼一瞪:“我一个人回去干什么?我说过要走我们就一起走,不走就留在这儿!”

  “回来吧,欧阳。哥们儿都走了,你一个人还守在那儿干啥?”每次见面,那几位哥们儿就劝他。

  1984年,他们发誓无论如何也要把欧阳这小子办回来,他们给他联系好了两个地方,一是江苏省的吴县,二是浙江省嘉兴。欧阳领着赵艳去看了看,觉得那里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都不错。可是谈到调动时,对方说他们只能接收欧阳,不能接收赵艳。

  “你们不接收我老婆,我来干什么?要不是为了夫妻在一起,我早就回上海了!”欧阳说。

  火红的知青年代过去了,一个最耐不住寂寞的知青留了下来。如水的岁月渐渐抚去欧阳的浮躁,擅长文艺和体育的他在北大荒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欧阳是我所认识的兼职最多的干部:普阳农场宣传部长、广播电视局局长、群众艺术馆馆长、小红花艺术团指导、小学生乒乓球队主教练……普阳农场先后荣获省级文化先进农场和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他创作了大量的歌颂北大荒的歌曲,其中与王黎光合作的《晚风之歌》荣获黑龙江省文艺创作一等奖。

  欧阳的女儿现在浦东的一所小学当体育老师,早已在上海成家,儿子都6岁了。2006年,欧阳和赵艳退休后回上海住了一段时间。每天除接送外孙上幼儿园和陪赵燕上菜市场买菜之外,跟中小学同学和老球友打兵乓球,日子过得很舒服。

  可是,没多久他就想北大荒了,晚上闭眼就做梦,把北大荒人和老同学、老球友都串在一起了。他对赵艳说,我们该回家了。赵艳一听高兴坏了,她不仅不习惯上海的生活,而且在上海除了欧阳和女儿一家之外,什么熟人也没有。

  2007年8月,欧阳听说我又来普阳农场采访了,高兴地跑过来见我。

  “欧阳,你的三幅照片,我早就还你了!”我逗他说。“是的,是的。”他咧嘴笑着说,“我们哥儿俩真有缘,我和赵艳刚从上海回来,你要是早来的话,还见不到我呢。”

  他说,回到农场后,看看北大荒的土地,甭提多么爽了。

  有人见面问他:“欧阳,你回来干什么?避暑来了?”

  “你说我回来干什么?这里是我的家!你想想,我在上海生活了18年,在北大荒呆了39年,我已经是地地道道的北大荒人了,我不回北大荒去哪儿?”

  

5.“大嫂”临终前的承诺,娶“小芳”重返北大荒

    茅茂春坐在我的对面讲述着他重返北大荒的故事,白皙的脸庞和一副近视镜,给他陡添几分书卷气,镜后的目光透着睿智和精明。他说的东北话比较纯正,不像有些上海知青那样一不小心就露出沪语的尾巴。

   1978年秋,哈尔滨下着瓢泼大雨,领着文艺队员在黑龙江省歌舞团进修的茅茂春突然感到坐立不安,一阵阵抓心挠肝的,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似的。他对队员说:“你们在这儿安心进修,我回建三江去一趟。”

   茅茂春是1971年10月下乡到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6师57团的,那年18岁。他到北大荒的那天正赶上天降大雪,远近房舍银装素裹,到处一片白茫茫。对从没见过这么大雪的茅茂春来说实在是太美了,可是他却兴奋不起来,感冒了,鼻涕一把泪一把,狼狈不堪,只好披着棉大衣去卫生所看病。   

   “你怎么穿这么少,连棉鞋都不穿!北大荒这么冷,你想冻死啊?”茅茂春刚到医院门口就被一位说着吴语普通话的大嫂拦住了,劈头盖脸地教训了一通。

   语言是严厉的,却让人觉得温暖,感到有种淳朴的亲情。

    “你是上海人?咱们还是老乡呢,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家就住在这儿不远,有空到我家串门儿。”分手时,大嫂对他说。

    一天,茂春想去连长家坐坐,刚进家属区就遇见了那位大嫂,她和连长是邻居。

  “小老乡,到我家里坐坐吧。”她热情地邀请他。

  盛情难却,他进了她家。一聊才知道,她丈夫是1966年从部队转业到北大荒的。她说的老乡是从丈夫那边论的,她丈夫是上海人,她是宁波人。从那以后,他成了大嫂家的常客,她家做点儿好吃的就把他叫去解解馋。大嫂见他的衣服破了,就取出针线给补上。

    5年后,茂春从57团调到6师的商业综合批发站的文艺宣传队当队长,大嫂的丈夫调到25团水利连当指导员。那个团在师部附近,他没事还像过去那样去她家串门。

    “许多青年都在往回办,你怎么不想法回上海呢?”一天,大嫂问茂春。

    “挺难办的,我不想回去了。”茂春说。

    “如果你不回上海了,就应该在北大荒安个家。”大嫂关心地说。

    大嫂给茂春介绍了好几个对象都没谈成。一天,茂春帮大嫂糊棚时,干完活俩人坐在炕头聊天,聊着聊着又聊到茂春的婚姻大事。

    大嫂说:“给你介绍这个不行,介绍那个也不行,要不就等我姑娘中学毕业给你做媳妇吧。”

   茂春突然发现小丽萍已不再是捧着小学课本朗读课文的小女孩了,变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从那以后,丽萍再见到茂春就不再落落大方地喊“茂春叔叔”,而是羞答答地叫“茂春哥”了。

    茂春冒着大雨赶到车站,好不容易才买到一张车票挤上火车。在建三江下车后,他就得到大嫂生病住院的消息。他回商业综合批发站,找熟人买了一网兜挂着白霜的梨,拎着就往医院跑。

  “你可回来了……”浑身浮肿的大嫂一见他眼泪就下来了。她挣扎着下地,把藏在床底下的煤油拽了出来,非要点煤油炉给他做点吃的不可。

   “这位南方的大姐,你这是咋的了?他来了,你的病就好了。你是想他想的吧?”同一病房的患者开玩笑地说。

    过一会儿,她拉着他的手说:“小茅啊,相处这么多年,我们就像亲人一样。明知道你是‘飞鸽’,我姑娘是‘永久’,我还是把姑娘交给你。交给你,我没什么不放心的。小茅,你好好待她吧……小茅啊,你现在能不能就叫我一声‘妈’?”

    过去,茅茂春一直称她为“大嫂”,现在还没结婚就让他叫她“妈妈”,实在是叫不出口。他尴尬而无奈地望着她,又是自责又是自恨。最后,他只好在心里安慰自己:“明天吧,明天我一定叫她妈妈……”

    “你出去一个来月了,快回家洗个澡,把脏衣服换一换,让丽萍跟你一起回去。”傍晚,大嫂对在医院守了一天的茅茂春说。

  “他们回去怎么能行?”同病房的病人说。

  茅茂春不回去,坚持要留下来守着她。

  “我没事儿,她爸爸还在这儿呢。你们回去明天再来。”她不容商量地说。

    他和丽萍只好回去了,谁知凌晨3时有人叩门,“赶快起来,医院来电话了,你妈不行了,现在去医院也许还能见一面……”他拽着丽萍就往医院跑,天正下小雨,路一跐一滑,他们的鞋跑掉了,来不及捡;摔倒了,爬起来再跑。当他们赶到医院时,丽萍的母亲已经走了……

    茂春望着她的遗体,心如刀绞,愧怍噬心。她走了,再也听不到他叫她“妈妈”了,永远也听不到了,他泪水泫然,在心里对她说,妈妈,我会好好待丽萍的,放心吧。 

    1979年4月,在北大荒下乡8年的茅茂春返回了上海。他不想离开北大荒,不想离开丽萍,可是他那段时间胃经常出血。丽萍只好给他的父母写封信,说了他的情况。他的父母很快就为他办好了返城手续。

    回到上海后,茅茂春被分配到上海福南饭店。上班没多久,他就当上了经理。过去,他日夜盼望回上海,现在却发现自己那颗心留在北大荒,留在了那片埋着“大嫂”的黑土地,留在了“大嫂”的女儿丽萍身边。

    丽萍来上海了,她带来了犹豫和忧愁。茅茂春已不再是北大荒的知青了,成了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当上了饭店经理。饭店有那么多年轻漂亮的服务员,他的心里是否还有她这位北大荒的妹子?内心的痛苦折磨让身体虚弱的她面色更加苍白了。

    “丽萍,我们结婚吧。”他看出了她的心思,诚恳地说。

    北大荒寄来了她的结婚介绍信,他紧锣密鼓地张罗起了婚事。

    “你小子傻啦?她妈待你不错,我们也不亏待她。她来了,我们好吃好喝好招待也就是了。怎么,你还真要跟她结婚?将来一个上海,一个北大荒的,这日子怎么过?”他的父母坚决反对。

    “她妈妈临终前把她托付给了我。”他说。

    “你小子就是死心眼,将来有你后悔的那一天。”父亲无奈地说。

   1979年底,茅茂春和丽萍结婚了。婚后,茅茂春买了一台缝纫机,让丽萍用它绣台布,他下班去卖。晚上,他像做贼似的偷偷摸摸地叫卖,一怕遇到熟人,二怕被纠察队抓住,一旦被抓住了,不仅台布要被没收,还要罚款。他们折腾了一个多月,不仅没挣钱,丽萍累得小脸瘦了一大圈儿。最后,他只好把她送上开往北大荒的列车。她回去后,继续当卫生员。他们的收入低,不敢要孩子;为省下钱来两人相聚,他天天吃面条。

     这样下去怎么能行?他决定重返北大荒。

    “怎么的,还去北大荒?你哪怕选择离婚,也不能选择回去呀。不行。这个不行!”当年的知青战友不解地说。

   “你要是真回去,你就不再是我们茅家的人,我也没你这么个儿子。你将来就是要饭到了家门口,我都不会让你进来的……”父亲恨铁不成钢,气恼地说。

  “爸,我给你和我妈买了电影票,你们晚上去看场电影。”他下班后对父亲说。

  “不去不去。”父亲说。

  父亲是个老工人,没有什么爱好,从来不看电影。

  “这电影可好了,你们去看看。”他说着把父母送到了电影院。

  父母看完《一江春水向东流》后,回家就骂电影中忘恩负义、抛弃妻子的主人公张忠良。

  “你们骂张忠良,你们要是不让我回北大荒,那不就是想让我当张忠良么?”他趁热打铁地说。

  母亲不吱声了,不再表示反对了,父亲仍然坚定不移地反对。

    当他去迁户口时,在派出所门外转悠了两个多小时,进去后又在椅子上坐了一个多小时才办理手续。当一枚“迁出”的章盖在了他的户口簿上时,两行泪水流了下来……

    重返北大荒后,茅茂春先是在建三江农垦分局商业局当团委书记,接着担任宾馆经理兼书记、商业学校校长、商业局工会副主席,再后来到建三江垦区工会当办公室副主任……

    1997年,茅茂春在报纸上看到海口市的招聘广告,把学历及职称证明的复印件寄去应聘。不久,他接到试用通知。他在海口中国城集团公司试任人事部主管,只做一天他就放弃了。在返北大荒的途中,他接到父亲病危的电话。当他赶到上海时,父亲已经作古。此前,他回北大荒后,生活条件好转了,他曾多次请父母到北大荒看看。倔强的父亲说:“你就是在天堂我也不去,我说过不登你家的门。”他还在生茅茂春的气,所以也没见过茅茂春的女儿。茅茂春痛不欲生,深感自己欠父亲的太多太多了,随着父亲的离去,再也没有机会报答了。他的父母不是生身父母,弟弟也不是亲弟弟。父母没有孩子,父亲在南通农村的弟弟把自己的第三个孩子过继给了他。茅茂春在7岁时从南通到上海,弟弟是妈妈抱养的,可是父母待他们哥儿俩比亲儿子还亲。

    2007年,我到建三江采访时,跟熟人打听茅茂春。他们说,他带妻子和女儿回上海了,据说混得还不错。我略算一下,他已经56岁了,在上海那个人才竞争激烈的地方,能好到哪儿去呢?写稿时,我上网搜一下,没想到还真搜到他了。回上海后,他先是在一家公司当人事部经理,后来在某行业协会当信息部副主任。茅茂春是一个很能折腾的知青,两次下乡,两次返城,说不定我下次来北大荒,他又领着老婆孩子回来了。茅茂春是一个让人敬佩的知青,为兑现对“大嫂”岳母的承诺,返城后毅然娶北大荒的女友为妻,30岁重返北大荒,接着又在北大荒干了20来年。

三、亲情,留守知青的情感软肋

  在留守知青中,最伤感的话题莫过于父母和孩子。提起这一话题,年过半百的老知青会两眼湿润,甚至像孩子似的“呜呜”哭起来。他们常说的一句话是“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一是父母,二是儿女”。

    “儿行千里母担忧”,当年知青专列开动时,月台一片哭声,有多少父母掩面流泪,有多少父母捶胸顿足,有多少父母跟车奔跑?我记得有一位瘦小的母亲追着火车跑出月台,车影远去,她颓倒在地,手仍向火车招动着……儿女牵动着父母的心,当年提起下乡的儿女,父母不禁泪洒衣襟:远在边疆的孩子会不会挨饿受冻,会不会累坏受伤,会不会被人欺负……牵挂的经,思念的纬,将父母那拳拳之心缠绕。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那个年代最痛苦的不是知青,而是他们的父母。

  在齐齐哈尔我家住的大杂院里有许多人家的孩子下乡到北大荒,父母不断地给儿女写信和寄包裹。有一位大娘坐在树阴下,戴着老花镜给下乡到五师的三个儿女做棉背心、棉手套和套袖。一针针,一线线,边缝边落泪……

  数九寒冬,大雪纷飞,一位老实本分的父亲扛半扇猪肉躲在知青办主任家的门口,眉毛和胡须挂满了冰霜,鼻涕滴在衣襟冻成冰溜。他的四个孩子下乡到了北大荒,想把在密山的小女儿迁到郊区的菜社。他没送过礼,没求过人,怕人家有客,造成不良影响,怕人家拒收,说他破坏上山下乡……进去胆怯,走又不甘,最后他像贼似的把猪肉扔进人家的院子跑回了家。他悔恨交加,深感窝囊,大病一场……

  知青大返城了,左邻右舍的孩子都回来了,自己的儿女却留在了北大荒。他们还要继续思念和牵挂,每天晚上都要收听北大荒的天气形势和气温变化预报,撑着越来越不中用的身子骨照料返城读书的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

  一位老人临终紧紧拉着女儿的手说:“大华子,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把你弟弟办回来。我那间小房你们谁也别惦记,就留给他,让他回来有个住的地方……”当浑浊的泪水从眼角滚落下来时,她已经去了……  

6.山坡上的坟,那是母亲关注的眼睛

  在北兴农场的西南有座山,山坡上是一片白杨与红柞混杂的树林,在林间的空地上有一座圆圆的坟,这是北大荒仅有的一座知青母亲的坟墓。

  从场部办公楼三楼的一间办公室望去,可以望见山坡上那片树林。

  张玉林在北兴农场任党委书记时,经常站在办公室的窗前遥望那片树木。他在诗歌《母亲,你守着我》中写道:“母亲,肃立你坟前/不能不想那个碧水边城……当我无意回乡/你无怨而来随我定居荒原/母亲,你守着我。”诗句在平静中潜隐着愧疚与不安,朴实中凝积深切的怀念。

  张玉林是在1968年10月下乡到北兴农场的,当时是三师32团。他是独生子,按政策是不在上山下乡之列的,他的父亲去世,家里只有他和母亲。他在学校听完上山下乡动员报告后,热血沸腾地跑回家对母亲说:“妈,我得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我是班干部,得带头啊!”

  母亲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有出息,她对儿子说得最多的话是:“玉林,你得听党的话。”她怎么会成为儿子的包袱,拖儿子的后腿呢?母亲什么也没有说,默默地给他打点行装。

  上车后,张玉林冷静下来,突然想起自己走了,家里只剩下孤苦伶仃的老母亲了,谁给她劈柴,谁给她挑水?谁陪她去医院?她已经64岁了,正是需要儿子在身边照顾的时候。他感到愧疚,感到不安,知道了什么叫放心不下,可是一切都晚了。

  张玉林被分到20连,那是团里条件最艰苦的连队,住是“弯着腰,拄着棍,阴天下雨掉眼泪”的破草房,入冬之后顿顿萝卜汤,白菜土豆都少见。当时搞基建,当班长的张玉林率领着全班知青到采石场装车,班里只有3个男生,剩下的是女生。他们上的是夜班,从晚上6点钟到第二天早晨6点钟要装14车石头。繁重的体力劳动让他们的饭量大增,二两一个的玉米面窝头,一顿能吃14个!苦和累对张玉林来说不算什么,累得爬不上炕了,睡一觉起来又生龙活虎,跑出去跟其他知青排练节目,跳忠字舞了。最让他难以忍受的就是对母亲的牵挂和思念,妈妈在做什么,会不会生病?儿子不孝啊,怎么能在你最需要儿子的时候离开家呢?母亲怕他惦记,每次来信都说她一切都好,叮嘱他:“玉林,你一定要干出个样儿来。”为对得起母亲,他拼命地干,不论做什么都千方百计地做到极致。下乡后,他当过农工班班长,开过拖拉机,做过统计员。

  1972年秋天,他突然收到一封加急电报。“母亲病重速归”6个字像炸飞的石头砸在他的心上,眼泪决堤而下。母亲肯定病得不轻,否则绝不会拍电报,他急忙跑去找指导员请假。

  “不行,秋收正忙。”指导员冷若冰霜地说。

  “我家里就一个68岁的老母亲,她病了身边没有人照顾,你无论如何也得让我回一趟……”

  “3天之后再说吧。”

  不能全怪指导员,那是一个“大公无私”、不讲人性的年代,那是一个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公家事再小也是大事的年代!

  “你不准假我也得走,哪怕开除我,我也要回去看看我妈……”说罢,他匆匆上路。

  “妈啊,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得悔死啊!”他边走边想,边想边哭。

  马车、火车、汽车;上车,下车,换车,他玩命似的往家赶。两天后,他终于赶回哈尔滨,回到了在太平桥的黄家大院。他伸手拉房门时,蓦然发现门上挂着一把沉甸甸的锁头。莫非妈妈不在了?他倚门恸哭。

  “玉林,你总算回来了,你妈住院了……”邻居对他说。

  母亲的病榻上,一位面色苍白而憔悴,白发凌乱的老人昏迷在床上。这是母亲么,怎么会变成这样?

  “妈妈,你醒醒啊!儿子不孝,儿子有罪啊,怎么能把你一个人扔在家里,你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这辈子可怎么整啊?”他跪在母亲的床头,握着母亲嶙峋的手哭诉。

  又经过两天的抢救,母亲终于睁开了眼睛,从被子里伸出手轻抚儿子的头。

  不行,不能让母亲一个人留在哈尔滨了,得把她接到北大荒!张玉林把家里的房子退给了房管所,把母亲的户口迁了出来。母亲犹豫地对他说:“玉林哪,你要不放心妈,妈就跟你去,还迁什么户口,退什么房子?妈的户口和房子在,你还能回来。”

  他说:“户口迁过去了,我也就死了这份心了。”

  母亲来了,给了他一个温馨舒适的家。他忙啊,年轻轻的就当了指导员,要领导几百号人,天还没亮他就走了,夜半才回来,哪里顾得上母亲,顾得上这个家。院墙有一段罅隙,母亲搬几根木头堵在那儿,在上面插几根条子;墙头出现个窟窿,母亲就和点泥抹上,可是母亲没有一句怨言,她说:“只要在儿子身边我就知足了,将来还能有一块土地埋我这把老骨头。”

  1982年春节前,母亲对张玉林说:“玉林,我头有点痛……”

  他急忙找人把母亲抬到医院,不到一个小时,母亲去世了。她把自己留在了北大荒,留在了儿子身边。

  在母爱面前,儿女的情感总是那么无法对等,那么短斤缺两,轻飘飘的没有分量。张玉林望着母亲的遗体痛不欲生啊,他没来得及孝顺母亲,甚至还没想好怎么回报这份30多年的母爱,母亲就走了,留给他的除了无尽思念,就是刻骨铭心的愧疚。

  母亲对他说过:“这地方挺好,我老了你就把我埋在这里,我要守着你!”

  母亲生要守着儿子,死也要守着儿子,要看着他工作,看着他生活,要谛听孙子降生的哭声……

  张玉林把母亲埋在办公室对面的山上,他在诗中写道:“我今生注定的磨难/你会永远惦记/你圆圆的坟/是关注的眼/母亲,母亲,你守着我。”

  每天走进办公室,他都要望望窗外那“关注的眼”。每望一次都是心灵的祭奠;每祭奠一次都是灵魂的洗礼。在母亲的“关注”下,他从团委书记到农场党办主任、纪委书记、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在母亲的“关注”下,他创作了几千首诗,获得丁玲文学奖。

  1999年,他调到北大荒文学社担任社长兼总编。离开北兴农场时,他来到母亲坟前,刚说一句:“妈,我走了……”泪水就下来了。他离开了,母亲却留下了。他给母亲磕了三个头,走了。他站在办公室再也望不到这“关注的眼”,心烦时再也不能到母亲的坟旁坐一会儿,跟母亲唠唠……

  我第一次采访时,张玉林还在北兴农场当书记,说起北大荒,说起农场,他说,北兴农场每年上交国库的粮食与市场的差价相当于从农场每一分钟往勃利县城发一辆桑塔纳(当时桑塔纳在人们眼里还是高档车),当第一辆车到勃利时,农场这边还有几十辆车没发出去。从北兴农场到勃利县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其实,母亲不就像这块黑土地吗?奉献一辈子,什么时候想到过索取?母亲与那片黑土地融为一体,是巧合还是天意?

  去年,赴北大荒采访前,作家袁炳发、澜涛请我喝酒,把张玉林和他的儿子也请去了。喝酒之前,我采访了他。他说,黑龙江农场总局迁到省城后,北大荒文学社也迁到了哈尔滨,他回到了家乡,成为居住在省城的北大荒人。他的儿子考上了哈尔滨师范大学,家里日子过得不错。他有空就回北兴农场给母亲上上坟,跟母亲唠唠嗑,说一说自己的工作和烦恼。离开时,给母亲磕几个响头,恳求母亲继续关注他,关注他的诗歌和他主编的《北大荒文学》……

  

7.最男人的知青像孩子似的哭了

  去前哨途经创业农场,我请求开车的朋友在派出所停一下,我想看看关明辉。

  走进派出所新建的小楼,值班民警说,关明辉昨晚夜班,下班走了。我说明来意,值班民警打个电话,然后告诉我:“他这就过来。”

  创业农场给我的最初印象就像20世纪60年代的北方小镇,一片片平房,或砖瓦结构,或泥土构成,质朴而暗淡。派出所在建场初期盖的老房子里,门前汪一片积水,小路十分泥泞……

  我是在刑警队办公室里采访的关明辉,他是队长。不知天气阴暗还是房子地势低洼,我感到有点压抑。关明辉身材不高,脸庞黑瘦,棱角分明,几道线条遒劲的皱纹,将那刚毅不屈的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没想到一提父母,这个为一句话敢上刀山下火海的男人居然哭了,而且泪水像江堤的管涌越涌越急,越涌越多。他唏嘘不已地说,“这辈子欠父母的太多了,我没有尽到一个儿子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太对不起他们了……”看来“男人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关明辉是1975年从哈尔滨下乡的,是最后一批知青,农场称他们为小知青。

  关明辉中学毕业时,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这个17岁的小子让父母很不省心,从小讲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用他的话说属于火暴那伙的。父母不放心,劝他去离家只有一个小时车程的养鱼场,他的四叔在那儿当场长。他却背着父母报名去了北大荒的三师61团(兵团撤销后,改为创业农场)。

  他下乡了,父母的心也被他带到了农场。一个不懂事、爱打架的儿子离家那么远,父母怎会不操心?他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不省心的儿子办回去。父亲是万人大厂———东安厂的普通工人,母亲是小学教师,这么大的动作对他们来说可谓“难于上青天”。最后,他们却冒着“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弥天大罪搞到了两份假诊断。

  关明辉突然收到父亲的来信,说手续已基本办妥,三天后父亲将来农场接他回去。“我要回家了,回家了!”关明辉欢呼雀跃,把工作服、暖水瓶、洗脸盆统统送了人。等待是无限延长的省略号,点向无尽的未来……那几天一分一秒都像斜阳下的影子,被企盼拉得很长很长。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关明辉的心从农场到哈尔滨已往返数千个来回,还没见父亲的影子。

  他焦急地给家里写信,问爸爸什么时候来接他。半个多月后,他终于盼到父亲的来信,信上说知青办刚批准包括他在内的14位“家困”知青返城,就被告发了,许多人受到了牵连。关明辉的心凉了,送行的酒喝了,哥们儿泪眼婆娑地说了那么多的送别话,自己却走不成了,他感到自己没脸见人了。

  一年后,知青大返城了,过去难于上青天的事突然变得易如反掌,只要去医院就能拿到一份患这病那病、不适应在北大荒工作的证明,然后去场部办手续。“我要返城说我弄虚作假,父母和亲戚被牵扯进去,这回我还就不弄虚作假,我没有病凭什么要病退?我还就不走了呢!”关明辉来了倔脾气。

  父母知道这小子倔,做事爱走极端,不断来信催他办返城手续,怕夜长梦多,万一政策有变就回不去了。最后,父母索性把他叫回哈尔滨当面责问。

  “我不回来了!你没看那些返城知青过的什么日子?返城时高兴两天,回来就傻了,工作找不着,还要靠爹妈养活。”关明辉理直气壮地说。

  这段时间,关明辉了解到许多,思考了许多,也成熟了许多。城市是现实的,现实是冷酷的,返城知青没有得到想象中的拥抱,遭遇的是冷漠和拒绝,没工作,没饭碗,没住所,有的仅仅是一个城市户口。有的知青只好重返北大荒……

  1983年,关明辉跟当地姑娘谈恋爱了,两年后在北大荒成了家。

  有段时间,父亲患脑血栓瘫痪在床,母亲已年过花甲,无力照顾,关明辉想办回哈尔滨尽长子的孝心。当时,哈尔滨的大中企业不景气,下岗指数在不断上升,他的工作不好安排,只得作罢。

  1996年10月30日,关明辉突然接到父亲病危的电话,连夜赶回哈尔滨。他到家时,父亲已躺在了太平间。他跪在父亲的遗体旁泪雨滂沱,感到自己再没有机会孝顺爸爸,他欠爸爸的永远还不上了……他在家住了一个多月,每天陪母亲唠嗑,照料母亲的起居。

  春节前夕,他把母亲接到了农场,想陪母亲好好过个年。他准备了许多母亲爱吃的东西,打算春节期间什么也不干,就呆在家里给母亲做吃的,陪伴母亲,以弥补20多年没和母亲一起过年的缺憾。没想到正月初五发生一起强奸案,他作为刑警队长不能不去办案。从初五早晨忙到初十下午,他才把犯罪嫌疑人抓住。当他回到家时,母亲说什么也要回哈尔滨。第二天,他把母亲送上火车,这位宁肯流血不流泪的男人哭了,伴母亲好好过个年的想法落空了。

  关明辉说,他对哈尔滨的感情是他对父母的感情,将来母亲没了,他对哈尔滨就没什么留恋的了……他儿子的户口办回哈尔滨了,儿子在那边读了一年书就跑了回来。儿子不在身边的日子,他体味到当年父母的滋味。他说,父母对儿子的那种牵挂和思念,做儿女的一辈子都报答不完。

  我站在派出所门口的干警简介前,端详着照片上的关明辉,回忆上次采访的情景时,身着警服的关明辉跑过来。七八年没见面,他没有多大变化。他说,他是从地里赶来的。这几年,他承包了几垧地,小日子过得不错。

  我问他,么俊颜还在吧?他说,还在。

  他邀请我喝酒。我说酒就免了,给你拍两张照片吧。他遗憾地说,你来一趟怎么也得喝顿酒啊。我说,上次喝的酒还醉着呢,等醒酒后再喝吧。

  上次,他拽我去酒馆喝酒,落座后同去的20来岁的小警察拎着小铝壶给我倒茶。那茶特别清淡,我心里琢磨这能算茶吗?北大荒的茶叶不至于这么紧缺吧,为什么不能重新沏一壶呢?茶倒一半儿,小警察有点儿犹豫,看看我又看看关明辉。我突然就明白了,那不是茶水,是60度的北大荒酒。我那天喝了一茶杯白酒,没醉。北大荒酒好,浓而不冲,烈而不猛,像黑土地似的温厚而顺和。关明辉说,他喝酒不仅把胃喝丢了三分之一,也喝丢了饮酒资格。他要了两瓶啤酒,在北大荒,啤酒不算酒,算是男人的饮料。

  关明辉把我送上车,热情地邀请我回来时再到他这儿。

  

8.亲情链条上最窝囊的一环———上欠父母,下亏儿女

    黎巴嫩作家纪伯伦说,“你是一张弓,你的子女好比生命的箭,子女会离你而去,射向前方。”可是,弓有大小,力有强弱,这些留守知青经常为自己不能把儿女那“生命的箭”射向更远而痛苦、内疚和不安。

    有文件规定知青的子女可以迁回父母下乡前的那个城市。几乎所有知青都没有放弃这一机会,政策一出台他们就把孩子的户口迁了回去,让孩子在自己身边读完初中,然后把他送回城里读高中,考大学。他们说,我们十六七岁时离开父母,我们的孩子在十六七岁时也离开了父母;过去父母为我们操心,现在我们为儿女操心。在人类亲情的环节中,我们是最窝囊的一环,上欠父母,下亏儿女。

    当儿女返城后,知青担忧的是孩子在社会和学校会不会受到歧视,亲戚会不会让孩子遭受委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会不会把孩子宠坏,孩子失去父母的监护后会不会学坏,孩子的学习成绩会不会滑坡……

    上次在前进农场采访时,一提起孩子,哈尔滨知青么俊颜那方方正正的脸上就浮现一层忧郁。他儿子跟着户口一起回了哈尔滨,没想到孩子离开父母后,成绩就像熊市的股票一个劲儿往下掉,考试居然考出十八九分的成绩,这样下去别说考大学,就是初中也毕不了业。

  么俊颜是跟关明辉一起下乡的知青。大返城时,想到返城后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工作,还要父母养活,在农场不管怎么说每月还有37元的工资,每月还能给家里寄回去点儿,他就放弃了返城。知青大返城后,他被调到派出所,从治安股长干到副教导员。

    儿子送回哈尔滨后,父母觉得他17岁下乡,当年怕增加父母的负担才没有返城,父母就把这份歉意“补偿”给了孙子。孙子要什么给什么,生怕他受一点儿委屈。这样一来,他的弟弟妹妹也没法管。最后,么俊颜又把儿子接了回来。我采访他时,他的儿子正读初二。他说,儿子回来后学习成绩有所好转,可是农场的教学质量和条件没法跟哈尔滨比,将来考学还是个问题。孩子考不上学的话,哈尔滨是不能回去了,回去干什么,下岗职工那么多,他上哪儿去找工作?那么出路只有一条———回农场种地……看得出来他是多么不情愿留在北大荒啊。

  我忘记问关明辉了,么俊颜的儿子在做什么。其实在北大荒种地也不是坏事,这几年形势好转了,许多人靠种地赚钱在城里买了住房,往后想去北大荒种地恐怕还不容易呢。

  有许多留守知青的子女户口迁回城市了,人在北大荒。七星农场的上海知青袁小虎把女儿的户口办回上海时,想的是让女儿成为地道的上海人,没想到女儿医士学校毕业回到上海,6个月跑回来6次,看来让女儿做个上海人也不那么容易。

  袁小虎问女儿:“你应该好好想想,今后是在上海还是北大荒。”

  “我回上海干啥?”女儿反问道。

  袁小虎也反问一句:“那么你在北大荒干啥?”

  “在上海不知道干啥,在北大荒也不知干啥,还不如呆在北大荒,最起码家还在这儿。”女儿说。

  从那以后,她没有回上海。我这次去采访时,她已在北大荒成家生子,孩子已经8岁了,户口还在上海。袁小虎说,啥户口不户口的,人在哪儿就是哪儿的人。小外孙的户口没往上海落,落在了北大荒。

  他的女儿和女婿承包了540亩大麦地,他们把它改成了水稻田,投资了60多万元,看来小日子过得不错。

      儿子回上海后,李利民问:“儿子,想妈妈吗?”“不想。”回答得干脆利落,一点儿也不拖泥带水。李利民感到像一股强劲的西北风灌进心里,冷得发颤。看来儿子对北大荒淡漠了,跟父母疏远了。可是,留下来的知青哪一个没把孩子办回去?献了青春献终身没问题,献子孙怎么忍心呢?他们这些上海知青可以说我是北大荒人,可是不希望子子孙孙都是北大荒人。

    李利民的两个儿子都是在十六七岁回去的。她在勤得利农场中学当老师,知道十六七岁孩子的心理发育状态,知道正值心理断乳,逆反心理强,离开家会影响他们对父母的感情的,甚至从此疏远父母。可是没有办法,儿子回去越晚对上海就会越陌生,越陌生就越难适应。她宁肯让儿子疏远自己,也不能让儿子疏远上海!

  当这些知青的子女回上海时,父母已年逾古稀,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找自己去。”这些老人还有几年活头?留在北大荒的知青不容易,他们的父母就容易?不说别的,儿女下乡后他们那颗心就没轻松过,那些年流的眼泪比汗水还要多。做儿女的怎么忍心让父母再为第三代操劳?可是没有办法,这是孩子返城之后的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栖息地,他们也只能咬咬牙把父母贡献给儿女。

    “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对某些上海人来说,他们可以伸开双臂去拥抱那些来自欧美的白人黑人,也不会拥抱这些“穷在深山”的北大荒亲戚。他们大义灭亲地把这些土生土长的上海知青及其子女归纳为“外地人”,将知青返城的子女称为“小知青”。不论老知青还是小知青,都在不受欢迎之列。知青知道在大返城时选择留下来也就等于失去了上海。他们明白自己之所以遭受歧视与鄙夷,绝非自己的上海话讲得不那么流利与那么地道,如果自己不是从北大荒回去,而是从欧美或日本回去的腰缠万贯的上海人,哪怕一句上海话也不会说,那些上海人也会倒屣相迎。北大荒与上海相比还荒凉,还落后,还贫穷,荒凉、落后、贫穷就有足够的理由让那些上海同乡歧视和鄙夷。

    任何一种痛苦都远不及故乡的排斥,任何一种心酸都不及亲友的鄙夷。留在北大荒的上海知青为此而愤然,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我们为上海而下乡,大返城时没有回,又为上海解决就业、住房和人口问题作出了贡献,如今你们凭什么把我们称为“外地人”?

    当知青的子女返城时,有些学校和单位拒绝接收。这让知青愁断肠,这些十七八岁正值青春期的孩子,在父母身边深得宠爱,回到上海不仅要受外人鄙夷,甚至还要受亲戚的冷落,如找不到工作,对生活绝望,有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勤得利农场有两个知青的儿子办回上海后住在外婆家。家里突然冒出两个外孙子,外婆在心理上难以接受,出门时就把吃的东西锁进碗橱里,不让两个孩子吃。两代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最后孩子一气之下用酒瓶把外婆打死……这一事件在知青中产生很大反响,对远在上海的儿女更加担忧了。   

    李利民的大儿子回去后,赶上上海市对知青子女就业出台了倾斜政策,要求有关单位接收,这样才被分到上海第五粮食采购供应站当经济警察。可是,没干多久就下岗了。李利民和丈夫愁坏了,二十三四岁的大小伙子没有了工作,父母又不在身边,万一学坏了可怎么办?儿子来信说想开出租车,他们给寄去6000元钱。儿子开出租车后,出车时李利民的母亲就一遍遍地叮嘱:“按点收车准时回家,跟大家一起吃饭,别老让我单独伺候你!”可是,开出租车的回家哪有个准啊?

  老父亲捎来话,说他和母亲老了,侍候不动外孙子了,让李利民想法回去吧。两个月后,她一想起来眼泪还在眼圈里转悠。作为女儿她感到愧疚呀,父母已是风烛残年,步履蹒跚,行动不便,在需要她来照顾的时候,她还把儿子送去让他们侍候。她是实在没办法啊,要是回去,早就回去了。知青大返城时,丈夫是当地青年,她只好留下来。如今丈夫已年过半百,前几年得过一次出血热,在佳木斯住了一个月院,差点儿丧了命。后来病治好了,身体却每况愈下,她哪能把他一人丢在北大荒?再说,大返城时回去,还能找份工作,现在当年那些返城知青有的已下岗,她再回去哪能找得到工作?在上海没有收入怎么生存?难啊,她只有恳求父母再坚持几年,她一退休就回上海。

    儿子来信说,开出租车不仅辛苦,心理压力还很大,风里来雨里去,活多了连饭都吃不上不说,而且每天早起一睁眼睛就欠出租车公司300元钱。儿子不想干了,想去一家公司做事,那家公司让他交8000元的保险金,李利民又给儿子寄去一万元……她幸亏在学校教书,丈夫在农场物资部门,夫妻工资有保障,家里还有点儿积蓄,如果在下边生产队,那几年农场不景气,哪有钱资助儿子?

    她认为,在上海知青中,她还算不错的,有的知青父母不在了,父母留下的房子让兄弟或姐妹住了,他们在上海连立锥之地都没有,要把孩子办回上海,须跟兄弟或姐妹承诺:“孩子户口落在你们家,让他住校或在外边租房子,今后也不跟你们争房产。”即便如此,有的兄弟姐妹也不愿他们的孩子办回去,一怕跟着操心,二怕孩子办回去没地方住,亲兄弟之间打官司争房产。

    她的弟弟过去是军官,转业后单位给一套安置房。弟弟明确表态:“父母的房产留给大姐!大姐将来退休回来也有个住的地方。”这让她感激不已。在寸土寸金的上海滩,房产就是钞票,谁会嫌房子多?自己不住可以卖掉,可以出租,还可以留给自己的儿女。

    去年,我再次到勤得利采访时,在场部打听李利民,他们说她退休回上海了。她总算回去了,一家人分居十几年终于团聚了,不知道她回去时父母是否还健在,有没有给年迈父母端碗汤的机会;她的两个儿子生存状况可好?在北大荒生活了40来年,她回到上海是否习惯,晚年生活是否幸福?

四、在这神奇的土地,插根筷子也发芽

  郭小川在诗作《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中写道:“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天上人间难寻!”

  北大荒是世界三大黑土地带之一,土质肥沃,有机质含量高达5%至8%。1958年,当十万转业官兵开进北大荒时,有人如此惊叹:“唉呀呀我的妈,这里的土地肥到家,捏把泥土冒油花,插根筷子也发芽。”

  在过去的14年里,我数十次进荒采访知青,写过许多“筷子发芽”的故事。留下来的知青绝大多数是北大荒的建设者,为北大荒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是也有少部分知青丧失生存能力,当城市和亲人拒绝他们时,这片神奇的土地展开双臂把他们揽入怀抱,让这些失去根须的“筷子”生存下去……

  12年前,听说八五九农场有一位双目失明的知青,农场医院的护士班几十年如一日地照顾他。我几次想去采访却没有如愿。不过,我在八五七农场采访了另一位双目失明的知青。1992年,她在农场退休返回北京。1994年,煤气中毒不仅夺去了她丈夫和儿子,还使得她双目失明。八五七农场闻讯后,专程派人去北京把她接回农场,农场医院还特意为她腾出一间病房。刚回去时,她在病房里乱砸,把粪便抹在被褥、墙壁和医生护士的白大衣上,把新铺的床单拽下来撕碎;她晚上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把病房搅得天翻地覆,心脏病患者不敢住在医院。可是,北大荒的父老乡亲并不嫌弃她,医生护士给她洗脸梳头,洗衣服;乡亲给她送来的苹果、橘子和香蕉都吃不了,离场部很远的乡亲还给她送来一筐筐的鸡蛋;老邻居怕双目失明的她孤独寂寞就陪她聊天,给她讲故事……

    在八五三农场,我采访过一位上海知青,她的家穷得除了一铺炕之外几乎什么都没有。不知她的丈夫是想摆脱贫困,还是另有缘故,已离家多年,音讯皆无。她身体较弱种不了地,队里照顾她,让她清扫住宅区,每个月给她几百元钱。逢年过节,农场都要救济她。我问她,你这么困难怎么不回上海,回到亲人身边呢?她实在地说,回上海还不如留在北大荒,在这里不管怎么说还有人管,有人照顾。

  

9.“大姐”的母爱是知青“老弟”的家

  勤得利位于黑龙江畔,与俄罗斯隔江相望。这是一个山清水秀、景色迷人的地方,春天有天鹅和东方白鹳飞临,入秋有大雁和野鸭停留和歇息。可惜我去过几次都没有游玩,第一次去时正值早春二月,黑土地还没有苏醒,黑龙江上还是一片冰雪;去年去时忙于采访,来去匆匆。

    勤得利是建三江有名的老农场,在“文革”中知青像黑龙江水似的涌来,70年代末像退潮似的离去。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我去采访时,留下的知青仅82名,在这82名中有的返城了,户口没有迁走;有的退休了,叶落归根。不过,李文魁和另一位知青注定要长相厮守,他们患有精神病,除勤得利之外没处可去。

  1968年10月11日,李文魁下乡到二师27团。这位英俊潇洒,有点儿腼腆的小伙子被分到最苦最累的砖瓦连。他是哈尔滨一所重点中学的高才生,那所学校的高考升学率在90%以上。遗憾的是他差十天就进考场时赶上了“文革”,被下放到了“广阔天地”。

  李文魁在砖瓦连干得出色,口碑很好。1971年,推荐第一批工农兵上大学时,上上下下一致推荐李文魁,偏偏在这时他精神失常了。在一起下乡的哈尔滨知青里,有一位相貌出众的17岁女孩,据说有三位爱上她的知青都得了精神病,李文魁是病情最重的一个。

  在知青大返城时,李文魁出院了,被农场安排在23队。他蓬头垢面,浑身肮脏,头发像蓬乱的搭头草披在肩上,不犯病时帮助五保户挑水,不管谁家门前堆有劈柴,他都会拎着斧子过去,给劈好码起来;打饭时,炊事员同情他,不给他记账,他知道了就主动要求补记。可是,他犯病时不仅到处乱跑,而且还相当暴力,砸东西,跳高骂人,抄起斧头或菜刀追着杀人……

  知青大返城后,队里的食堂撤销了,他没处吃饭了。队干部把柴米盐油给文魁送去,指望他自力更生。没想到几天过去了,见文魁没了动静。派人过去一看,发现屋里屋外撒播着大米白面,文魁躺在撕碎的棉絮上,饿得脸色苍白,一下也动弹不得……

  他这样怎么能行?支部决定谁领养李文魁,队里每月给80元的补助费。“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时80元钱相当于一位知青两个月的工资。可是,会开了一次又一次,却没有“勇夫”出现。谁家愿意整一个疯子?犯病抄起菜刀就砍人,没犯病连个时间概念都没有,早饭晌午吃,午饭晚上吃,晚饭说不上什么时候吃,食堂没撤时,经常深更半夜去砸门,嚷着要吃饭。

  最后,书记和队长劝妇委会主任康金环:“大康,还是你把文魁养起来吧……”

  康金环是从山东迁移到北大荒的,7年前跟丈夫刘汝奇结婚后调到23队,被选为支委和妇委会主任。心地善良的她同情文魁,经常帮他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文魁不占便宜,别人给东西不要却收她的。她把两元钱买的东西送去收他一角钱,五元钱买的收两角钱,中秋节送去一斤月饼收五分钱。在23队,他最听她的话。他的脑袋不让别人动,头发脏兮兮、黏乎乎的。她劝他理发,他就老老实实地让她给理了发。

  康金环想领养他,跟家人一商量,丈夫孩子都坚决反对。可是眼下没人肯领养,总不能眼看着他被饿死。

  “好吧,不过俺不要队里的补贴,把文魁的口粮送过来就成,否则俺就不养了。”

  文魁总算有人管了,康金环的家里却炸开了锅。

  “李文魁有神经病,你也有神经病哪?好端端的一个家整来个疯子?将来孩子找对象都没人跟。”亲戚说。

  “大康啊,你养疯子还不如养口猪,猪养到年底还能卖几个钱呢,你养疯子图个啥?”邻居劝她。

  “文魁是响应党的号召下乡的,来时是个好人,疯了父母不管他,哥哥姐姐不管他,那么总得有人管哪!”康金环实在地说。

  “反对,反对,我坚决反对!”小儿子嚷道。

  “你个臭小子,你不养,他不养,想让李文魁饿死?”本来持反对意见的刘汝奇见没人理解和支持妻子,只好站过来,总算有一票支持,她感动得两眼热泪。

  文魁进了家门,苦恼和麻烦就接踵而来。文魁特能吃,200克一个的馒头每顿吃三四个。自己吃还不算,还拿着馒头挨门挨户地喂狗。害得康金环的小女儿刘冰天天和面、揉面、蒸馒头,累得腰酸腕痛。她越干越来气,一气之下跑到叔叔家住了几天。当她回来时见妈妈大汗淋漓揉面蒸馒头,心里酸酸的抱着妈妈就哭了:“妈,咱家养文魁两三年了,也对得起他了,让他去别人家吧!”

  “孩子,文魁太可怜了,咱能帮助就帮一把吧!”康金环说。

  文魁节俭,有孬的不吃好的,有破的不穿新的,康金环烧个好菜,他不仅不吃,还气恼地数落她,说她不会过日子。她一边听着一边把好菜拨进他的盆里,他怕浪费只好吃了。家里请客炖了一锅鱼,他看见就舀几瓢凉水倒进锅里:“这么吃太浪费了,熬锅鱼汤能吃好几顿。”她望着半锅凉水和漂起来的鱼,满脸歉意地对客人说:“咱们别吃炖鱼了,喝文魁熬的鱼汤吧。”

  夏天,他捡西瓜皮啃,把西瓜皮摆在她家窗台上,不仅散发着臭味,招来一群群苍蝇。她给他买一个西瓜,他却不吃。她把西瓜皮给扔了出去,他操起锤子就要砸她。她在前边跑,他在后边追,她那胖胖的身体哪里跑得动啊,边跑边哀求他:“文魁啊,我跑不动了。”还好,他听后不追了。

  过年了,文魁还要穿破衣烂衫,说什么也不换她买的新衣服。她说:“你要是不换新衣服,就不让你吃饺子!”他没辙了,边换衣服边祖宗三代地骂。有人说,“不换拉倒,干吗非花钱让他骂?”康金环说:“别人过年,文魁也过年啊,让他穿破破烂烂的,我心里不得劲儿。”

  文魁犯病时笑得瘆人,哭得悲凄,砸东西,蹦高地骂。他进家后,康金环的亲朋好友和孩子的同学都不敢来了。一天,文魁回来吃饭,见她家摆着酒席,餐桌旁坐着生人,他恼然地把一盆洗脸水扣在了桌上。康金环弟弟的未婚妻吓得面如土色,责问他:“你家里有精神病人,怎么不早说呢?”弟弟气得冲着康金环嚷,“你养这么个疯子,图个啥?”

  一次,文魁犯病时,她家孩子在写作业,他把桌子给踹翻了,书本和文具撒落一地,孩子被吓得惊惶失措,小脸惨白。一天,刘汝奇见文魁搅得孩子没法学习,忍不住说了两句。文魁拎起斧子就冲过去,吓得他落荒而逃。他被追了几圈儿,跑进家里的小仓房,被文魁抓住了。文魁两眼直勾勾地瞪着他,举起斧子。他魂飞魄散地望着文魁,彻底绝望了。文魁的眼神突然像开化的江水活泛起来,斧子放下了。

  刘汝奇对康金环说:“我受不了了,这日子没法过,咱俩离婚算了……这个家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老刘啊,算我求你了,他有病你不能和他一样。我是个党员,说话要算数,已经答应养他了,哪能撵他走?”康金环哭着说。

  “天底下党员也不是就你一个,为什么就不能轮流养他?”

  “老刘啊,要是能轮流养,他就不会到咱家了。”

  几年后的春节,文魁身着新衣服,他低头看看眼前热气腾腾的饺子,又抬头看了看满脸慈爱的康金环,混沌的眸子闪现一缕纯真,纯真里流泻出感动,他嘴角嚅动几下轻声叫了一声:“大姐!”

  她多少次被他骂得狗血喷头,多少次委屈得偷偷抹泪,这一声“大姐”感动得她热泪盈眶。文魁啊,有你这声‘大姐’,我就知足了……

  文魁说:“大姐,你对我很好。这儿就是我家,你是我的亲大姐……”

  “不,我不是你亲姐,我姓康,你姓李。你的亲大姐在哈尔滨……”她纠正道。她要把他当成思维正常的人。

  “不是,你就是我的亲大姐。”文魁固执地说。

  “文魁的病好了!”她的家人兴奋地说。

  她说:“是啊,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文魁变得像个孩子,她去哪儿他跟到哪儿,听她的话。她出门时跟他说:“馒头、大米粥和菜在锅,饿了自己吃,我去7队参加婚礼。”他却骑十几公里自行车找去了,让她心疼不已。

  一天,文魁不知从哪儿弄支冰棍,手举着到处找她。当冰棍化得顺手淌时,他找到她,非让她吃不可;她的女儿结婚时,他把一张皱巴巴的五元钞票塞给她。她把钞票转给女儿时,女儿感动不已,用手一点点把那张钞票摩挲平整还给他。他不收,她对女儿说,“收起来吧,是文魁的一片心意。”女儿说,她要把这张钞票收藏起来。

  文魁真就把她的家当成自己家了,看见活儿就干,打扫院子,挑水,劈柴;农忙时节,他拿起镰刀跟家人下地割豆子,扛着锄头下地铲地。每逢她女儿回娘家,他高兴地说:“大姐,做点好吃的啊。”她的孩子和文魁的感情也越来越深了,当年为给文魁蒸馒头而哭鼻子的刘冰已有了自己的家,回娘家一进门就问:“文魁呢?”家里做点儿好吃的,当文魁没回来吃饭时,孩子们就说:“给文魁留点儿!”他们都知道他爱吃俄式面包,回家总不忘给他捎几个。

  器官移植手术最难解决的是排异问题,即便配型完美也会出现排异反应———身体系统会将移植的器官识别为入侵病毒和细菌加以抵抗,直到把它排出体外。家庭也是一样,对没有血缘和婚缘的人具有排异性。康金环这一家却像黑土地似的把连亲人都拒绝接纳的精神病知青融入自己的怀抱!

  

  文魁毕竟不是正常人,心不顺要犯病,阴天下雨也要犯病。康金环和家人就处处依着他,想让他心情舒畅,少犯病。

  2000年正月十五的早晨,天空飘着小雪,西北风狂躁地叩打着门窗。文魁早晨起来就犯病了,又蹦又跳,又摔又砸,被康金环安抚好了一番,内心的狂澜才平静下来。文魁吃完早饭,她急匆匆赶到后趟房去给娘生火烧饭。那两天气温零下二三十度,冷得嘎巴嘎巴的。她推开娘的房门立时就傻了:娘一动不动地趴在炉灶上。

  她边哭边跑去找医生。医生检查一下说:“她已经走了。”

  “娘啊,你怎么连一句话都没跟我说就走了?为什么不能等一会儿,让我给你烧烧炕,暖暖屋子……”她悲痛欲绝。其实,娘前些日子就犯病了,她不想让女儿操心没有说。那天早晨娘肯定是等不来她,冻得受不了了,自己爬起来点炉子,柴火刚放灶里一半,火还没来得及点着就去世了。她走的时候手里还攥着柴火。

  康金环刚把娘从山东茌平接来没几个月。在收养文魁前,她两年回家看一次母亲。收养文魁之后,她被拴在了家里,再也离不开了。她想娘想得心里难受,经常泪水潸然,夜半睡不着觉,从天黑一口气想到天亮。娘已经年过古稀,再不回去今生今世怕是看不见了。1999年冬天,她把文魁托付给家人,回山东去看娘。母女相见抱头痛哭,娘拍打着她后背说:“12年啦,你怎么才回来看娘?你再不回来娘就变成一把骨灰了。”

  她望着娘脸上奔淌的泪水,愧疚得要死。相聚的日子是短暂的,没过几天她就要走了,娘拉着她的手说什么也不松开。娘没去过她家,她多次想接娘过去看看,可是收养文魁之后,她那个家谁能呆得了?别说娘,儿媳妇小岳对她哭着说:“妈啊,我在这个家一点儿安全感都没有,总像头顶上的星星要掉下来,一天到晚提心吊胆,惊恐不安,这日子我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小岳刷碗时见文魁吃饭用的小盆脏了想给刷刷,没想到却把文魁惹犯病,龇牙咧嘴,凶神恶煞地拎起菜刀就冲了过来。吓得怀有身孕的小岳哭爹喊娘,连滚带爬,还没跑出院子就摔倒了。她流产了,全家几个月的期盼陨落了。小岳在大学毕业时,为爱情放弃家乡大庆来到北大荒。康金环望着悲痛不已的儿媳,心如刀绞。可是,她有泪只能往心里流,文魁是她接回家的。她只好同意儿子和儿媳搬出去过。

  娘让她多呆几天,她又不能告诉娘自己收养了一位患有精神病的知青,怕他时间长见不到她犯病。娘舍不得她,她也舍不得娘,实在无奈只好劝娘跟她回北大荒。娘没办法,不去就见不到女儿,于是就不顾年老体迈,不顾心脏病和高血压,夹着小包挪动着三寸金莲跟女儿来到北大荒。娘来那天碰巧遇上文魁犯病,她吓得心脏病发作,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再也起不来了。经过一番抢救,娘总算救活了,娘流着眼泪说:“金环哪,你这个家,娘呆不了,你把娘送回山东吧。”她哭了,“娘,我见不着你就想啊。”

  “金环哪,娘也想你,要不你在跟前给娘买个小房,娘在这儿守着你。”娘只好让步了。

  她花2000元钱给娘买间小房,每天伺候完文魁就去给娘做饭,陪娘唠嗑。

  亲戚又气又怨地说:“为照顾有精神病的知青,你连有病的娘都不管,算什么女儿?”从此,他们再也不登她家的门了。她伤心哪,悔恨哪,自责啊!可是,上苍再给她一次机会,她会丢下犯病的文魁去照顾老娘吗?在这个世上,娘亲只有一个,谁也代替不了,可是她却就这样让娘走了。从那以后,她再也不过元宵节了,每逢正月十五她就坐在家里想娘,想娘手里那把柴火,想娘临终连一句话都没说,想得她满心凄苦,泪水满面……

  

  喧嚣的都市表现出了冷漠,血肉亲情变得冷酷。三十多年过去了,文魁的亲哥哥、亲姐姐和亲弟弟一直没有出现。到底是城市把人变得自私自利,还是这沉重的亲情让人生畏?哈尔滨知青李文魁像一堆城市垃圾被无情地抛弃了。可是,患有精神病的文魁没有忘记他的故乡和亲人。越渴望就越敏感,越敏感就越忌讳,亲人和家乡成为文魂灵魂深处的一道死穴,不容任何人触及。当电视出现哈尔滨的画面,他就会跳起来大骂,骂得放声恸哭。他永远不会像健康的亲人那样走出思念,走出那剪不断理还乱的亲情。

    有一次,康金环从哈尔滨回来,文魁问她:“你去没去王××家看看?”

    王××是文魁当年爱恋的知青,他还珍藏着她的照片。在那幅火柴盒大小的泛黄照片上,那个漂亮的女孩身穿军大衣,戴着棉军帽,两只发辫露在外边,照片的花边被磨秃了,上面起了毛,像水泡的饼干软绵绵,变得软磨毛了。他高兴时就把照片掏出来问别人:“这是我女朋友的照片,你看她漂亮吗?”谁看了那幅照片都会为他感到心酸。

  家乡第一个来看望他的是同窗好友。那位同学出差到同江市,听人说李文魁还活着。他不相信,文魁的亲人清楚地告诉过他:李文魁早就死了。勤得利在同江境内,他就跑过来看看。文魁等了三十多年,总算等来家乡人,拉着同学的手询问父母身体情况,问哥哥姐姐弟弟的生活状况,打听同学们都在做什么。

  那天晚上,23队像节日似的热闹起来,文魁高兴地唱了几首歌,还对着录音机朗诵了两首诗。最后,他唱的一曲《送战友》搅起了所有人的情感波澜,泪水不禁夺眶而下。文魁点着亲人和同学的名字,无限深情地说:我想念你!此时此刻,真让人困惑:精神不正常的到底是知青李文魁,还是他所思念的亲人?

  同学带着文魁的歌和他对家乡的思念走了。他紧紧地拉着康金环的手,眼含热泪说:“大姐,我代表李文魁的所有同学感谢你!两年之后,我一定专程来看你……”

  我第一次去采访时,想跟文魁聊聊,可是他“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过一会儿,他却溜到院子里,唱起《沙家浜》,嗓音沙哑,但字正腔圆。康金环说:“老乡来了,文魁高兴了。”看她那样子比文魁还要高兴。我离开时,刘汝奇说:“文魁多才多艺,是个好人。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了,文魁的病还治不好么?”旁边的人说,“文魁要是没病,现在最起码也是个副场长,团职干部!”

  第二次去采访时,康金环问文魁:“你还认识他吗?”文魁没吱声。她肯定地说:“文魁认出你来了。”三十多年了,她已读懂他的细微表情。

  康金环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住在场部,只有他们老两口还住在偏僻的23队。孩子想把他们和文魁接过去,她说:“文魁熟悉这里,换个地方他总犯病怎么办?只要他还活着一天,我就不离开这里。”

  她说,这几年她最犯憷的就是去场部。每次离开时,小孙子都搂着她的脖子哭,不让她走。小孙子哭她也哭,祖孙两个哭成一团。她感到欠小孙子的太多了,从他生下来就没看过他。

  她为一位患精神病的知青,付出了“上对不起老,下对不起小”的沉重代价。2007年,“心连心”艺术团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赴北大荒慰问演出时,央视主持人张泽群将康金环请上舞台,恭恭敬敬地给她鞠一躬。

  在以康金环为原型的电视连续剧《特别的爱》开机时,康金环的扮演者丁嘉丽感动地说:“康金环的事迹说起来也许只要几个小时,可是她却这样默默无闻地做了28年,我一定要演好这个角色,否则都对不起善良无私的康大姐!”

  北大荒养活了多少像李文魁这样的知青,没有找到统计数字,估计有几百名,我去过的每一个农场几乎都有患精神病的知青。二九○农场有两位患精神病的知青,他们留在了农场。我采访过其中的一位。她是鹤岗知青,前夫是上海知青。农场的人说,那位上海知青为了返城跟她办了假离婚,5岁的儿子归了男方,7岁的女儿留给了她。离婚后,他经常回来帮她担水劈柴。有一天,他离开了农场,再也没了音讯。她的精神崩溃了,一年四季在连队通往场部的那条路上来回走着,可能想接回她的丈夫……北大荒养活她几十年,直到2004年去世。

   前进农场也有三位患有精神病的知青,当地人称他们为“大神”、“二神”、“三神”。据说当团里成立武装连队时,“大神”因有过去食堂偷馒头的前科而没去成,为此郁郁寡欢,结果得了精神病。团里把他送到北安精神病院治疗过几次,治了好,好了犯,住院出院折腾了好几年。他父母把他接回家过,他搅得家里不得安宁,最后又被送回农场。

   前进农场在养着这三位知青。“大神”所在的队也找位老职工照顾他。“大神”跟老职工同吃同住,可是不同劳动。

     五、不论成败,我们对得起自己

    下乡时,想在北大荒成就一番事业;大返城时,许多知青面临人生抉择:要事业还是要回城。有的场长不当了,医生不当了,教师不当了,技术员也不当了,回到城里去待业,去当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人。有的知青选择了事业,他们留下了。

   几十年过去了,选择返城的知青有的沉寂了,有的下岗了,有的在享受低保;留下来的知青有的成为领导,有的成为专家学者,有的成为企业家……

  我在北大荒采访过上海知青、建三江垦区工会主席孙英,哈尔滨知青、建三江垦区工商局副局长唐美玲,哈尔滨知青、勤得利农场工会主席金庆凯,温州知青、宝泉岭垦区电力局长杨国荣,杭州知青、宝泉岭垦区法院院长李旭东等领导干部,也采访过哈尔滨知青、前进农场的外科权威韩福生,上海知青、水稻专家、七星农场副场长李功俊,佳木斯知青、前进农场中学的校长刘艳……

  在没返城的或重返北大荒的知青中,也有事业上不成功的,甚至于陷入生存危机的。可是,多数都不怨不悔,他们说尽管没成功,我们努力过,拼搏过,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北大荒……

 

10.拒绝上海的“世界优秀农民”

  在知青大返城时,胡国华的父亲就办了病退,让他回去顶替。母亲替他填好了表,交了上去,然后从北大荒召回了他。胡国华回上海后,家里郑重其事地召开了两次家庭会议,中心议题是劝他回上海接班。胡国华不同意返城的理由有二:一是刚从黑龙江农垦学校毕业,不想丢专业,想干点事业;二是正在谈恋爱,他们两人志同道合……

  胡国华是在下乡的第七年,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去读书的,学的专业是农学。胡国华太渴望读书了,念初二遇上“文革”,然后就下乡。书,他没读够啊。入学后,他就玩命似的恶补文化课,没想到竟被打成了“白专典型”。白专就白专,典型就典型,他才不管呢。他照学不误……

  他不在乎别人的批评,却在乎考试的分数。有一门课,得了87分,他拿着卷子就去找老师。

  “行了,给你87分已经不少了。”坐在一旁的孙绍斌老师说道。

  “87分少啦,我从没低过95分……”

  胡国华从小到大,什么时候服过输?中学毕业时,班级是排的建制,他是学年所有班级的头———连长。本来可以不下乡,当头就要带头,他下乡到小兴安南麓的格球山农场。这是一个劳改农场,喂马赶车的都是劳改犯。鞭杆子怎么能掌握在劳改犯手里呢?把它夺过来!胡国华成为20名知青、10挂马车的总统领。

  冬天,全连上山砍柴,竟然砍不到一车!“得了,明天我一个人上山好了!”第二天,他真就一个人赶着马车进山了。到了山里,他一边砍一边脱衣服,最后脱得只剩下一条裤衩!在零下30多度的北大荒,树林里滚动着一团热浪……傍晚,他赶着满满的一车烧柴回来了。全连的知青服了,这小子不仅能干还精明,穿棉衣砍柴的话,当汗水浸透了棉衣,回来的路上就会冻死。

  胡国华什么时候服过气呢?

  这倒是块搞农学的好料子!教农学的孙绍斌喜欢上胡国华。

  1978年,胡国华毕业了,回到了格球山农场。知青返城了,农场冷清了,他却心静若水地看书、学习、搞科研和给恋人写信。在毕业前夕,胡国华和孙绍斌老师的女儿孙丽文确立了恋爱关系。丽文比他大两岁,是66届高中毕业生,是友谊农场5分场中学的高中数学老师。

  孙绍斌的老伴对相中的未来女婿并不大满意。孙绍斌是北大荒颇有影响的农业专家,几十年来,风里来雨里去,四处奔波,比农民还辛苦。在丽文的记忆里,每天晚上妈妈都坐在灯下等爸爸。当灯光在窗户上晃几下,妈妈跑去给爸爸开门。早上起来,见地下有一堆爸爸脱下来的脏衣服,人已不见踪影。妈妈多次发誓:我的女儿绝对不找学农的。不知孙绍斌是怎么做通老伴工作的,见过胡国华后,她平静地说:还行吧,他这人倒是挺老实,一辈子也不会犯什么错误。

  朦胧的情感刚找到着陆点,知青大返城就出现了,听说胡国华回上海了,孙丽文的心悬了起来。

  电报!上海拍来的,让她接站。在车站的月台上,他告诉她:他决定留在北大荒。

  不久,他调到友谊县境内的红兴隆农管局的科研所,当他们要结婚时,她却考上了师专。念还是不念?胡国华理解她,我等你3年!

  学校放假了,胡国华捧起她的课本———高等数学、高等代数,眼里流露出学习的渴望。他捡起她用过的课本,开始了自学。那3年,他不仅自学了高等数学,还自学了外语。

  1980年初,胡国华和孙丽文将两个人的行李、破木头箱子、暖瓶搬到一起———结婚了。年底他们有了宝贝女儿。她咀嚼着母亲当年的艰辛,抱着孩子等着胡国华回家做饭,左等没回来,右等没回来,出门望了好几次,还是没回来!“咕咕”叫的肚子总算盼来了脚步声,来的是他的同事:“他出差了……”她望着怀里的女儿,泪水抑制不住地流了下来。

  孩子病了,天天打针,青霉素还过敏,真是愁煞她。胡国华还是不着家,她气得直咬牙。老校长却埋怨道:“你千错万错,就不该找这么个人!”千错万错都已错了,现在不能错的是别耽误学生的课!

  孩子8个月时,他又要去南繁(到南方繁殖豆种)了,她一筹莫展。父亲来信了,让她给孩子断奶,送到哈尔滨去,父母帮他们带。

  他们的女儿在姥姥家长大,对他和妻子陌生了。女儿淘气时,有人说:“你再淘气就把你送回红兴隆。”女儿就不敢淘了。当女儿上中学时,他们好不容易才把女儿劝回来。

  他又把妻子惹火了,她外出办事,他中午竟然没回家做饭,让女儿饿了一下午肚子!

  他伺候大豆可比对女儿上心多了,播种前,他细心数着豆种,装袋,标明品种,用线穿上;播种时,他要拉线,趴在地上一粒粒地种上,然后再插上牌子。豆苗没出来时,老天不下雨,他就得下雨———拎着喷壶浇。豆苗出来了,他像和情人约会似的,天一放亮就溜出去,连星期天和节假日都不顾。他跑到地头和豆苗一泡就是一天,晚上天黑了还跟它恋恋不舍。开花了,他蹲在地里给大豆人工授粉,一蹲就是十几个小时。20多天下来了,手肿了,脚肿了,腰也直不起来了,晚上睡觉想换个姿势都得丽文帮忙。

  豆子结荚了,绿绒绒的煞是喜人,他就跟守护着亭亭玉立的女儿似的,生怕有人起歹意,一夜一夜地不回家。有一次,一个十七八岁男孩钻进他的地里撸了两塑料袋毛豆。把他气得暴跳如雷,拽住那男孩的领子恨不得几拳砸扁。那男孩跪在了地上,他的拳头沮丧地垂了下来,眼泪也跟着流了下来。孩子啊,培育一个品种要10年时间,你撸这两袋子毛豆,我几年的努力都前功尽弃。他的脖子晒出了疮,上什么药都不管用,手得了皮肤病,家里的橡皮膏、风湿止痛膏都被他缠到了手上,两只手像戴了双胶布手套。

  家里墙上的泥掉了,掉了就掉了;家里的棚子破了,破了就破了;庭院种的油菜冻了,冻了就冻了……家里的什么都能对付,只有他的大豆不能对付。去过他们家的人都会有一种错觉,这家人就像随时准备搬家似的,好好的两层小楼,哪儿都乱糟糟的。

  1989年10月16日,在泰国首都曼谷,世界粮农组织副主席宣布:“胡国华,在大豆育种选育研究上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特授予他世界农民称号。”泰国总理给他戴上了金牌。

  他没白跟大豆“恋爱”一场!

  他被派到加拿大农业科学院大豆部进行为期10个月的研究与深造,在回国前,加拿大的专家劝他留下来攻读博士学位,毕业留在那里从事大豆育种研究。那是世界一流的大豆科研机构,拥有世界大豆遗传学会主席帕什、著名大豆育种专家诺姆·沃丁等世界著名专家。他多么想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学历只是中专,那些年吃了多少低学历的亏?平时谁都说他好,说他有水平,有能力,有成就,可是一到评职称就揪住他学历低的小尾巴不撒手。他多么想留下来读学位,可是国内还有他主持的国家课题,还有他没培育完的豆种。

  他回国后,培育出红丰8号、红丰9号等四个新的大豆优质品种,他被任命为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红兴隆科研所副所长。

  父母总不死心,想让他回上海。他弟弟在上海市人才交流中心当领导,给他和丽文找个接收单位不成问题。他却对弟弟说:“我同意回来,你帮我找个专业对口的工作单位吧。”在寸土寸金的上海滩,上哪儿找块地让他种大豆?1992年6月,他连续收到家里的电报:“母病危,速归。”培育的大豆刚从土里拱出来,他实在抽不出时间回去,想等过几天豆苗再长长。当收到电报“母病故”时,他傻了,眼泪在脸上奔流着。他赶回上海,父亲告诉他:“你母亲临死前,一直念叨你的名字,她最牵挂的就是你啊!”他在母亲的灵前长跪不起,号啕大哭。母亲去世了,父亲孑然守着几间空房子,让他内疚不已,突然意识到他这辈子欠得最多的就是父母。

  2007年,在黑龙江农垦科研育种中心副主任办公室,胡国华接受了我的第二次采访。12年前,我在红兴隆采访过他和孙丽文。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又翻出来当年的采访笔记,他说:“我之所以留下来,跟我受的教育有关。从小学雷锋做好事,忠于革命,忠于党,这些年来,我就这样过来的。我在北大荒已经习惯了,回上海反倒不适应了。比如,我们在这边白天干不完,晚上接着干,根本就没有什么双休日,加班也没有加班费,谁都不会说啥。在上海行吗?人家会说,劳动法规定8小时工作制,双休日加班要给双份工资,加一天班不给100元钱,谁给加?人没有私心是不现实的,可是当领导的,私心要比群众少一点儿,这样大家才能信任你,工作也就好干了。”

  12年未见,他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他说,他50岁攻读博士,53岁毕业时被评为博导,如今带了两位博士生、6个硕士生。这些年,他先后主持和承担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等28项,先后选育大豆品种9个,其中的两个被中国农业博览会评为银奖和铜奖。

  他还告诉我,他的妻子孙丽文在2002年就退休了,女儿2006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留在了上海,现在一家医院当口腔科医生。提起下乡,他说,我对年轻人说,应该把你们放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两年,这对你们一生都有好处。

  

11.“无妻徒刑”的“施老板”

    10年前,我在勤得利农场的街头打听施永春,问了许多人都不知道。后来总算问到一个知道的,他说,在那地方你打听“施永春”,恐怕他家隔壁的人都不知道。你得打听“小上海”或“施老板”。

    当见到施永春时,我突然觉得“小上海”和“施老板”对他来说不是不合适,而是反讽!要说“小上海”,他已年近半百;说起“施老板”,他什么也没有。不过,谈起农场、前景,割晒机,他挺自信,动不动就是“我施老板”如何如何。

    他的家是绝对不需锁的,外屋是一堆落有一指厚灰尘的破烂儿,里屋一铺炕差不多占去整个版图。炕头放一双补着两大块补丁的棉胶鞋。家里仅有的一件家用电器———冰箱高高地戳立在炕沿边,拉开门,里边“噼里啪啦”掉下几个破烂作业本和旧影集什么的。屋里没有凳子,也没有地方放凳子,他进屋就盘腿坐在炕中央。

    知青大返城不仅对农场来说损失惨重,对施永春来说也是惨重的,女友义无反顾地跟他拜拜了,办回了佳木斯。施永春见该走的、不该走的都走了,反而心里亮堂了,犹如灿烂的阳光穿过云隙照在心坎上:高个的走了,矬子不就成大个了么?再说了,我这个人也不笨,肯定能在勤得利干出点名堂!他感到机会来了,跑回上海背回一套照相器材,走家串户从事起照相生意。勤得利照完了,他就跑到别的农场去照,越跑越远。

    那时改革的春风还没有融化北方冰层,一个说话南腔北调、没有营业执照的年轻人背着“匣子”满世界乱窜,这引起了有关部门的警觉。他在北安被收容了,关几个月后,经过调查发现他不是坏人,也只好把他放了。

  1980年11月,为让施永春返城,父亲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他只好进上海柴油机厂去接父亲的班。他是真不想回去,他认准自己的事业在勤得利,上海人才济济,哪里缺他这个没知识的知识青年?老子读不懂儿子,儿子不理解老子,这是人类古老的悲剧。

    施永春回上海时只背一个包,许多东西都存在了勤得利。他对一位上海老乡说:“我还会回来的!”

    他回上海后进了国营大厂,让那些返城知青好生羡慕。1983年,家里在原有的18.7平方米住房的基础上,又分了一套14.7平方米的住房。不久,他就处了一位女朋友,姑娘妩媚动人,一双脉脉含情的眸子像四季流淌的小溪,把他的心向爱情港湾冲去。可是,他总感到自己的生活缺少什么,睡不着觉就躺在床上寻思。一天,他突然明白了,缺少的是北大荒那种热火朝天的生活,缺少在北大荒的抱负和理想。

   勤得利的对岸就是俄罗斯,要是把农场生产的原粮加工成食品,直接销往俄罗斯,勤得利很快就会富起来!施永春不是空想家,是个大胆的实践者,他背着父母给勤得利农场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帮忙联系工作对调。他一边找对调对象,一面作好回荒的准备。在返城知青中,妻子或丈夫留在北大荒的很多,听说有人在上海往北大荒对调,许多人找上门来,有天津的、北京的、哈尔滨的。

   一位在哈尔滨工作的上海人生怕失去这一难得的机会,慷慨地说:“如果你同意和我对调,我可以在道外给你一间门市房,另加5000元钱。”

   在20世纪80年代,5000元算得上巨款了,再加一间门市房,这算是很高的代价了。

   “不,我哪儿也不去,就回勤得利农场。”施永春执拗地说。

    怎么,你老婆孩子在那儿?不在。那你去那儿干吗,有病是咋的?没病,有病就去医院了,没病才去勤得利。

    勤得利农场运输公司有一位职工,他的妻儿在上海,正为调不进上海发愁呢,听说有人想调回,急忙找到施永春。施永春一听说是勤得利的,就同意了。那人感动得两眼热泪,这年头有多少人挖门打洞地想回上海,哪有上海的想去勤得利?那人非塞给他2000元钱不可,怕这小子一宿觉睡明白变了卦。

    女友眼泪巴巴地看着这位头脑灵活又不安分的男友心里酸酸的。她不是那种只有把男人拴在身边才能安生的女性,她说,你上哪儿我都不反对,但是户口不能迁出上海。只要线留在那儿,风筝飘到哪儿都能拽回来。可是,他非要把户口迁回北大荒,那桩爱恋也只好寿终正寝了。

  

   1985年7月,33岁的施永春又回到勤得利,关系在运输公司落下后就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

  施永春很快就发现往俄罗斯销售食品的想法不切实际,放弃了。他在勤得利农场繁华地带开办了第一家个体饭店———上海餐厅,当上了老板。可是,顾客很多,钱没收多少,白条收了一大把,没过多久资金就周转不开了,只得忍痛关掉。

    第二年,不服输的施永春又开了建材商店,结果重蹈覆辙,地板块、釉面砖被人家拉去铺在地上,钱却要不回来。那些年农场不景气,有需求没有现钞。被一块砖头绊两个跟头,施永春有点儿恼火,可是不服气,我就不信,我施老板在勤得利就干不起来!他一气之下承包300垧荒地,创办了勤得利农场第一家知青农场。第一年种的大豆收回来了,又被人骗走了,他一年辛苦化为泡影……   

    施永春放弃上海回农场3年了,还一事无成,有人已说闲话了,说他这人没长性,什么都干不长。他反思一番,这些年屡屡受挫最主要的是自己单枪匹马,孤掌难鸣,要是有一个志同道合的妻子和美满的家庭,他的事业不就有风帆,乘风破浪了?于是乎,找对象娶媳妇被列为中心工作。有人给介绍了一位22岁的离婚女人,不仅比他年轻15岁,且还有几分姿色,他却愣是没找到感觉。有人劝他,别挑了施老板,你挑这么多年结果怎么样,不还打光棍么?也有人劝他别同意这门亲事,她从小没父亲,母亲带她和弟弟嫁了好几家……没想到,她的不幸遭遇激起他的同情,同情完女人后,又同情起自己,竟找到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

    1989年11月,施永春成了家,第二年有了女儿。施永春37岁有了女人,38岁有了娃娃,他什么也不让妻子干,只让她哄孩子。妻子抱着孩子东溜达,西逛逛,吃饭时,他烧好了饭菜去找她。可是,婚姻不仅没让他乘风破浪,反而让他遭遇了浅滩。他发现家里突然出现了这个霜、那个蜜的化妆品,孩子用口红在墙上划了血淋淋的道道,他塞在纸棚顶上的8000元钱少了3000。他火了,这钱是他花3分利贷来种地用的,夫妻吵了起来。

   1992年初,妻子丢下仅14个月的女儿出走了。

    男人没有妻子就等于没有家,妻子没离家出走时,钱还不上了,债主说:“只要把地种上,总会翻过身来的,缺啥吱声,我再帮帮你。”妻子一出走,在债主的眼里他就变成了栖落枝头的鸟儿,说不上啥时候扑棱几下翅膀就飞走了。他们不仅不再借钱给他,反而登门讨债了。没过多久,他的农机设备就被债主拉去抵债了,农场破产了,土地荒置了。他除了怀里的孩子和两万元外债之外,一无所有了。他望着哭着喊娘的女儿,再看了看荒芜的土地,心里长满凄苦的蒿草。

    对男人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老婆跑了更耻辱?听说妻子没有走远,就是百里之内的同江市。他就一趟趟地往同江市跑,去公安局打听,请妇联援助,在大街小巷、犄角旮旯寻觅。他渐渐在同江出了名,人们一见他就说:“那个找老婆的上海人又来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同江找到了妻子。

   “你想干啥?”跟妻子在一起的男人掏出一把刀来,逼问道。

    “她是我老婆。你别拿刀瞎比划,想捅就过来。我就是土泥捏的也有个土性!”施永春理直气壮地说。他8岁习武,从小就是淘小子,哪里是见了刀子就尿裤子的窝囊废?

    “你想走没关系,咱们好聚好散,把手续办了,我再也不找你了……”

    “你先回去吧,我啥时候想回去就回去。”妻子不跟他回去。

    妻子找到了,他那颗像钟摆一样悬着的心安稳了,可是却变得泥泞起来,回去怎么跟女儿说?又怎么对关心他的朋友说?真他妈的奇耻大辱!

    车颠簸着把施永春和那颗破碎的心载回了勤得利。

   “施老板,你的孩子在那边地上躺着睡着了。”刚下车就有人跑过来告诉他。

   不可能啊,走时把孩子托付给了岳母,她怎么会把自己的外孙女丢在大道上啊!他将信将疑地顺着别人所指的方向望去,一岁半的女儿躺在客运站的水泥台阶上。他扑过去,抱起女儿,眼泪就下来了,滴在了女儿熟睡的脸上……

   父母听说他的情况后,来信让他把女儿送回去。他带着女儿回到了上海,家人都劝他别再回北大荒,在上海找份工作吧。他的弟弟在公安局,有位老板主动找上门来,让施永春去他的汽修厂工作。施永春不甘哪,他那么拼死拼活地放弃上海让人眼热的工作回勤得利,难道为的就是两万元外债和这个没娘的孩子?自己不懒不笨不缺心眼,为什么就混到了这种地步?不行,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他施老板怎么说也是个血性男儿。他回了勤得利。

    家没了,地也没了,他施老板没什么可经营的了。可是,他那不安分的脑细胞还是那么活跃,割大豆是农场最艰巨的活儿,勤得利农场种有180亩大豆。他办家庭农场时就想发明一种简易高效的割豆机械———割晒机,那时没空琢磨,现在别的没有只有时间了。可是,研制割晒机需要经费,他想贷款又没东西抵押。最后,他只好把自己的房子租了出去,他住到了家里的仓房。

    生活维艰,日子辛苦。女儿要上学时,他又把她接了回来,父女相依为命,可是他的心思全都扑在了割晒机上,白天黑夜地在机修厂里滚。女儿放学回家自己生火烧饭,对着一盏孤灯吃下煮得半生不熟的饭。她不会烧菜,家里也没菜可烧,只好上顿咸菜和大葱蘸酱,下顿大葱蘸酱和咸菜。想喝点儿稀的,就倒点儿酱油冲一碗汤。

    夜深人静,七八岁的女孩守着一间破房子,呼啸的风叩打着那扇从来不锁的柴门。孩子害怕了,趴在炕上哭了起来,哭着哭着睡着了。夜半醒来,伸出小手摸摸爸爸的枕头,还是空空的,她吓得又哭了起来。阒寂的仓房,冷漠的四壁,没人哄劝,她又睡着了。

    一天,施永春遇到了女儿的老师。老师对他说:

    “你的孩子作业不完成,做得还不整齐……”

    施永春泛起了心酸。女儿啊,女儿,爸爸不想批评你,你在没有爸爸妈妈管的情况下能做到这样就不错了。孩子,你很聪明,老师还没有教的分数、小数四则运算你都会做。你每天穿着别人送的不是大就是小的旧衣服上学,你在家孤独,在外寂寞,一些小朋友因为你妈妈的出走而瞧不起你,爸爸虽然把你迎接到了这个世界,却没有给你像别的孩子那样的幸福和温暖,爸爸欠你的太多太多。

     北大荒人古道热肠,乐于施助。勤得利机修厂的老板对施永春说:“尽管大街上随便拨拉一个人就比你强,可是那些人都不研发割晒机,你却一头扎进去不出来,干吧!我支持你。”

    机修厂的机床、电焊气焊都随便让施永春用,不收一分钱。1度电1元多,施永春黑天白天地干了那么多年,光电耗去多少?

    施永春说,提起债来,我就觉得愧得慌。有人说欠债是大爷,那是无赖,不要脸皮的人才那么做。我跟债主说,请你们再等一等,我的割晒机搞成了,你们的钱我都还上。现在要说我一分钱也没有,那肯定是骗你们,每年出租房子还有6000多元进项。可是,我不能把那钱还你们,那样我的割晒机就搞不成了。好在债主们都通情达理,他们说,你研制你的吧,有什么难处我们该帮你还帮你。有个人在10年前借给他5000元钱,后来那人去了福建,只是每年秋天打发亲戚来看看,见施永春没偿还能力也就走了。有的债主来讨债,见他家揭不开锅了,就掏点儿钱接济他一把。

    1996年,施永春研制的割晒机报请了国家专利。第二年,他的割晒机在大豆地里进行试验,效能良好,不过操纵者要跟在割晒机后面走。有人要购买专利,他没有卖。第三年,他对割晒机进行了改进,人可以坐在机械上操纵了。

    我问他:“重返北大荒你后不后悔?”

    他说,“不后悔。我今后就在这疙瘩生活下去了,现在就是有地方放着几万元钱等着我去挣,我也不会离开这儿的。”

    10年后,我再次到勤得利打听“小上海”和“施老板”,有人告诉我,他回上海了。我算了一下,他已55岁了,按工人算已到了退休年龄。我忘问他的割晒机研制得怎么样了,回到杭州后,在百度、谷歌和雅虎搜索了几遍,都没搜索到他跟割晒机有关的信息,看来他没取得成功。

六、沃土和热土养育了这些知青

  北大荒是块沃土哟,“插根筷子也发芽”,她像母亲的胸怀接纳和包容了知青;北大荒是块热土哟,在大返城的潮流中,让两万知青默默地留了下来;北大荒是块净土哟,历史每一页都奔涌着感天动地的故事,她教育了知青,培养了知青,使一批知青成长为百姓拥戴的领导干部……

  在采访时,我去过被称为北大荒精神的摇篮———八五三农场,采访了双鸭山知青、时任农场党委书记的孙绩威;去过有着“上甘岭精神”的普阳农场,采访了上海知青、时任农场党委书记的周军岳,还采访了为祖国“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上甘岭老兵。我在老兵的无怨无悔精神感染下,记住了他们当初开入北大荒的悲壮:

  1958年4月29日,一支军民掺杂的队伍在铁路沿线的望江、福隆和汤原车站下了火车。这支队伍里的军人有的军仪整齐,有的没了肩章和领花,大檐帽上留有帽徽的痕迹。他们挑着担,背着包,拎着锅碗瓢盆,迈着军人的步伐匆匆地走着,穿越莽莽荒原,凄凉古道,直奔小兴安岭下的汤原……这1260名军官来自15军———在著名的上甘岭战役立下不朽功勋的英雄部队,在他们中间有邱少云的营参谋长、黄继光的指导员、上甘岭战役的一等功臣……

  他们大多数是南方人,听说北大荒是个冰天雪地,滴水成冰的地方,男人撒尿时要棍子敲打,要不尿就会冻住;听说北大荒比朝鲜还要遥远,去了恐怕就再也回不来了,恋爱中的军官,女友离去了;有家的军官,妻子提出了离婚。一位老兵向党表决心时说:“我负过伤,三等残废,留在部队不合适,但种地不妨碍,脱了军装我照样干革命……只是老家的对象来电报说,我要是不回家,她就不干了。不干拉倒,我不难过……”他抹一把流下来的眼泪,“我要对得起军队的培养,不辜负党的教育……”

  他们提出要回家再看一眼生身父母,跟家人告别。有人担心他们回去后再不回来,不同意。最后经过军部批准给了他们10天假。临行前集合,1260名官军一个不少!出发前有一位军官趴在地上,朝家乡的方向庄重地磕三个头,流着眼泪爬上了车。原来他的家乡距离部队驻地太远,怕回去不能按时赶回来,他没有回去。

  这是一支铁军,勇往直前的铁军!

  那一年,他们在这“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枯苇塘。生者死,死者烂,为下代,作食粮”的北大荒播种8.4万亩,收获粮豆303万斤……

  “英雄团里无孬兵”,留下来的知青融入了这一群体,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把自己融为“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的一部分。  

12. “只要在北大荒,我就不离八五三”

  在去红兴隆垦区之前,我给孙绩威打电话说,我晚上十点多钟到友谊。他爽快地说,我去火车站接你。不让他接是不行的,让他接我又深感不安。他这人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最反感的就是以权谋私,友谊到红兴隆有点儿距离,我想他是绝对不会跟局里要车的,尤其是他刚从组织部长兼人事局长的位子退下来,弄不好就得打的过来。

  绩威是我最敬佩的知青,见面次数不多,感情颇深。每见一次面,他都让我生出几分感动。第一次采访他是1995年6月,他47岁,任八五三农场党委书记。十几年过去了,去采访他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那次,我是从红兴隆坐客车去八五三的。那辆破旧的客车无所顾忌地在北大荒的沙石道上颠簸着,似乎每一个部件都不甘寂寞地发出刺耳的噪声。路上除了小坑就是大坑。司机可能跑习惯了,遇到坑坑洼洼根本就不减速,有点像游乐场的“疯狂老鼠”,刺激,动不动就来个有惊无险的动作,人不是被一颠老高,就是前仰后合。车上不缺别的,缺安全带,手要死死抓牢把手。录放机反复播放着《流浪歌》,音箱效果极其差,让那忧伤的歌曲打磨得嘶哑、苍凉———“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冬天的风啊夹着岁月花/把我的泪吹下……”现代人的情感到底是丰富了,还是脆弱了?在那些十六七岁就下乡,一口气在北大荒干了几十年的老知青身上怎么就没发现“流浪”的感觉?车窗两旁匆匆闪过的除了绿茸茸的小麦就是赤裸的黑土地,刚翻过的土地泛着黑油光,让我有种冲动———跳下车去抓两把。

  9点多钟上的车,下午两三点钟才到八五三,下车后,我直奔场部。办公楼空荡荡的,所有的房间都锁着,好像这幢楼已经废弃,机关已转到其他地点。农场又不是县城,楼房屈指可数,场部机关能搬到哪儿去呢?在二楼总算找到一个人,他说机关干部都下地插秧了。插秧是农场的中心工作,“上到白发苍苍,下到开裤裆,都在忙插秧”。北大荒人说话就这么形象,幽默和风趣。

  傍晚,我才找到双鸭山知青、农场党委书记孙绩威。他竟让我想起毛泽东的诗句:“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他真不该当农场的党委书记,应该当学者。他有着浓郁的书卷气和骨子里的潇洒。47岁,生命的舢舨早已远离了青春码头,他身上还有着朝气勃勃的色彩。谈起垦区和农场,他滔滔不绝:“每年全国有1000万亩耕地在消失,人口以每年1500万的速度在增长,所以在农场真想干一番事业的话,还真是大有前途……”

  他说的都不是我想采访的,我让他谈一下自己在北大荒的经历和感受,他却谢绝了:“不要采访我,要采访那些留在基层的知青……”

  “只采访留在基层的知青,不采访你们这些人,怎能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留在北大荒的知青呢?”他是在我的“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下接受采访的。

  孙绩威似乎就该属于北大荒。1964年,初中毕业时,17岁的他去北大荒的笔架山参观后,立志要学习董加耕和邢燕子,要求下乡到架山农场。在老师和家人的极力阻拦下,他考取黑龙江省重点中学———双鸭山市第一中学。

  1968年10月28日,他终于踏上向往已久的北大荒。

  作家郑加真在《北大荒移民录》中写道:“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垦区内外几乎一提起北大荒就是八五三,提起八五三就是雁窝岛。雁窝岛成了北大荒的代名词!特别是那些慕名而来的垦荒青年,当垦区派人前去接收时,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咱们就去八五三的雁窝岛!’”

  八五三是1956年由复员转业官兵所创建,这里有电影《渡江侦察记》的原型、战斗英雄王树功,是长篇小说《雁飞塞北》和电影《北大荒人》的诞生地;朱德的孙女朱玉珍在雁窝岛种过地,贺龙的的亲侄贺兴桐在这里洒过热血;这是英雄辈出的地方,1958年8月,转业军人罗海荣不顾怀孕7个月的爱人和自己关节炎的疼痛,在宝清河运油料时不幸牺牲;1961年8月,在麦收关键时刻,收割机坏了,山东支边青年张德信跑出100多公里去背零件,最后在过河时遇难……

  孙绩威不仅幸运地来到八五三,而且被分到雁窝岛上的五分场二队!雁窝岛是由挠力河、宝清河和镜面湖围起来的方圆20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当地人称为“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的好地方。

  孙绩威干的第一个农活是收玉米。那时,北大荒的雪大,玉米被雪埋住,只有露在外边的玉米穗在寒风中抖动。孙绩威他们要先把玉米从雪里抠出来,然后掰下玉米棒。荒原的寒风刺骨,孙绩威感到鼻尖“嗖”一下,像被刀削似的火辣辣的痛,接着鼻尖就没了知觉,第二天早晨才发现鼻尖被冻破了。最苦的是夜班,上半夜干得汗流浃背,棉衣都湿透了,下半夜是又冷又困,又累又乏。

  最让孙绩威难以承受的是政治气候,农场改为兵团时,知青被分为两类,一是兵团战士,二是兵团职工。他的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因政治历史问题在劳教中死去,当检察长的大哥被打成“走资派”,当总工程师的二哥变成了“臭老九”。他是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下乡的,自然不能成为战士,只能做职工。

  不过,他这个“职工”没有遭遇歧视和冷落,在农工班干了20个月就被调到饮事班当班长,当连里要提升他当排长时,又被营里调到商店当营业员,还当上团支部委员。5年后,他被调到雁窝岛中学当老师。

  在那冰天雪地的日子里,淳朴正直的北大荒人像低矮茅草房温暖着远离父母的知青,他们帮助知青洗衣服,缝被褥;手把手地教干活;知青生病时,送来热乎乎的病号饭……

  这些可亲、可敬、可爱的北大荒人哪,最好的工作、最重要的岗位,不留给自己的儿女,给了知青;他们家里做点好吃的,他们宁可让儿女吃不到,也要让知青吃到;尤其是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风口浪头,他们像在战场保护战友那样挺身而出……

  突然,有人贴出大字报,说孙绩威用“一双无情的黑手封锁了毛泽东思想”。在极“左”的思潮下,莫须有的罪名就可以置人于死地。有位上海知青组织了一个学生乐队,乐队里有几位女学生,舆论就不得了了,说他跟女学生如何如何。最后那位知青关了7年,90年代才得以平反。

  “封锁毛泽东思想”是一顶骇人听闻的帽子,弄不好要揪出几个现行反革命,学校的领导和老师都噤若寒蝉。别说家庭出身不好的兵团职工孙绩威,就是根红苗壮的兵团战士也要吓得魂飞魄散!这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很可能就变成“不可教育好的子女”,父辈子辈、新账老账一起算,他就别想翻身。在那个年代,有多少知青就是这么被逼疯的,有多少知青就是这么自尽的……

  学校的指导员是一位抗日老战士,为人正直,嫉恶如仇,他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地挡住这股恶流。他带领驻校工宣队员进行了调查。原来八年级的班主任孙绩威见订的报纸经常丢失,多数同学看不到,于是,他就指定由一位学生管理报纸,谁想看就跟管报纸的同学借,看完再送还。这引起几位调皮捣蛋学生的不满意,贴了这张大字报。

  老指导员不仅对那几位学生给予严厉批评,还对孙绩威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

  “我为什么没有返城?在下乡时,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北大荒人没有歧视我,那些老同志给过我很多帮助。”孙绩威说道。

  孙绩威有过多次返城的机会,在下乡的第三年,双鸭山到八五三来招工,哥哥为他走了后门,来招工的人指名要他,他没有走;知青大返城时,他和妻子可以一起回双鸭山,他们没有走。他在双鸭山有着深厚的人脉资源,大哥是双鸭山市政协副主席,他的同学有两位当副市长,还有几个当市政府秘书长、人事局长、劳动局长。1992年,大家见跟他一起下乡到八五三的同学都返城了,只有他老哥一个留在那里,于是背着他悄悄运作,把职位都给他安排好了———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他还是没有走。他诚恳地跟同学说了自己留下来的理由:一是自己年龄大了,返城后重打锣鼓另开张不容易;二是在农场呆久了,对社会上那些适应不了;三是在八五三大家了解我,我也了解大家,八五三有山有水,空气好,不走啦!

  孙绩威说:“在三年灾害时期,八五三人宁肯饿得浑身浮肿,就是不动粮囤一粒粮食,守着粮囤饿死人。1994年是我们农场历史上遭受水灾最严重的一年,可是国家需要粮食,小麦的收购价每公斤只有0.8元,大豆每公斤不到1.2元,还先打白条后付钱,什么时候付还说不上。当时小麦和大豆的市场价是每公斤1.60元~1.80元,是现金交易。我们却把粮食统统上交了国家,仅粮食差价垦区就损失了3.5亿元。我们垦区‘是企业办社会,是政府还交税’。每年八五三要上缴宝清县900多万元,上缴分局和农场总局200多万元;农场办教育、卫生、公检法司要1000多万元;8000名离退休职工的退休金要2000多万元。每年我们农场仅社会负担就是4000多万元,能有多少效益?”

  亏损是政策性的,那些年北大荒像一头任劳任怨的奶牛,挤出来的不仅是奶,还有血。

  孙绩威接着说:“我们老场长说过,‘北大荒的干部是最可爱的干部。’有人说:‘要找党上农场。’我的信条是:一要当清官,把握好自己,不贪,不占;二要给老百姓办点实事。老百姓能有多大的事?不就是衣食住行吗?大事办不了,小事再不办,还要我们干什么?”

  我去过他在八五三的家,位于半山坡上的小平房,家里陈设简陋,除桌子上摆有政治和哲学书外,跟普通职工的家没有什么不同。他的夫人邵颖也是双鸭山知青,他们在同一所中学读过书,她比他低几届。

  邵颖很低调,只讲了两件事。一天,有人送来一把斧子,对邵颖说:“这把斧子交给你,你要保护好绩威!”邵颖莫名其妙地问:“他还用保护吗?”“不保护不行,这年头什么人都有。”搞得她心惊肉跳,事后一打听,那人是疯子。

  还有一个人来找孙绩威,邵颖说:“他去六分场挖沟排水去了。”不料,那人勃然大怒:“那怎么能行?农场的事本来就让他忙得够呛,还让他干力气活,那不把他累完了吗?不行,你得制止!”结果那人也是精神病。邵颖问孙绩威:“你怎么总跟神经病人打交道?”他说:“这些人本来精神上就有毛病,我就更不能歧视他们了。”邵颖说,农场有三个精神不好的人,他们都把自己当作孙绩威的朋友。

  三位精神病患者能如此厚爱他们的书记,足以证明他跟百姓是怎么样的鱼水关系。

  我离开八五三时,孙绩威说:“我是安徽人。我在安徽生活12年,在双鸭山生活8年,在八五三生活了28年。我只要在北大荒,就不会离开八五三。假如我离开了,我一定会告诉你。”

  三年后的傍晚,我在家接到孙绩威的电话,说他来哈尔滨学习了。我匆匆赶了过去,在约好的路口见了面,孙绩威苍老了许多,还那么精神。我们在一家酒店坐下,他说:“我说过,我离开八五三时,一定告诉你。我被调到红兴隆农垦分局当组织部长了……”语气丝毫没有欣喜,反倒有几分无奈和悲壮。

  1996年,八五三遭遇大旱,小麦只有一拃高,结那么七八个麦粒,80多万亩只收7万吨,上交粮任务没完成,他被免职,任代理书记。第二年担任场长。离任时,他强忍着眼泪说,自己当初是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下乡,八五三不仅没嫌弃他,还把他培养成农场的领导干部,八五三对他有养育之恩……

  家搬到了红兴隆,那天晚上他和夫人住在了宾馆,第二天早晨想趁没上班悄悄地离去,当他们夫妇下楼时就愣了,宾馆服务员在门口站成一排。“这小子尽整景!”他不禁在心里说道。宾馆的经理是他当老师时教过的学生,他以为这肯定是经理安排的。当他走出宾馆惊呆了,门前人头攒动,数百名群众赶来为他送行。大家纷纷涌上前跟他握手,他的泪水决堤而下……

  孙绩威在八五三干了31年,值啦!

  那天晚上,孙绩威有点儿深沉,菜没吃多少,酒也没喝几杯,似乎还沉浸在那场送行之中。他给我讲了一位知青战友。那人叫赵承志,是双鸭山知青。他性情内向,少言寡语,被人称为“赵老蔫”。“赵老蔫”剃着一个光头,满脸皱纹,就跟土生土长的老农民似的。他过去是八五三农场三分场的机务副场长。农场改革后,分场弱化了,他被派到三分场的三队当队长。有人说,生产队长是土皇帝,一年捞个十万八万元那就是轻松加愉快。可是,他却是一个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兢兢业业的队长,不论什么领导想占生产队点便宜,一点门儿都没有。为此,他得罪了不少人,许多人都不理解他,甚至认为他在装廉洁。1996年,年仅46岁的赵承志因病去世,这时大家才发现他的家真是什么都没有,唯一像样的家具———沙发,还是他自己做的。他当了十多年队长,为生产队谋了那么多财富,却没给妻儿留下任何财产……

  他说,这样的知青是我们的骄傲,值得你写!

  那天,我到红兴隆下车就看见了孙绩威,几年不见他老多了。不出我所料,他没跟局里要车,求一位在医院当医生的朋友开一辆旧夏利来的。

  第二天,我去他家采访。他住着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比八五三那个家好多了,不过只能算是与时俱进。他的夫人邵颖也退了休,看样子身体不大好。儿子在哈尔滨工程大学毕业后留校了,已在哈尔滨成了家。

  他说,在分局干了八年,主要做了三件事。他简单介绍一下就打住了,我对那些抽象和概括性的介绍没表现出多大的兴趣。他说,这些年来只要八五三人找他办事,凡是不违背原则,都竭尽全力帮忙。他自嘲地说,咱大事办不了,小事再不办怎么能行?

  他说,让他感动的是八五三的父老乡亲一直没忘他,时不常就给他捎点儿东西。那些基层群众没有任何功利思想,仅仅想表达一份感情。这几年,他尽量不回八五三,怕给父老乡亲添麻烦。

  当我离开时,他说什么也要把我送到长途汽车站,还非要帮我拎包不可。到车站,他抢着给我买了票,又把我送上车。在12年前,他就这样送我。不过,我坐的客车已是豪华沃尔沃,公路也变成平坦的柏油路和水泥路。

  

13. “我要为他们办实事,做到问心无愧”

  离开红兴隆后,我赶到宝泉岭采访上海知青周军岳。

  我第一次采访周军岳是在1994年,那时他还在普阳农场当党委书记。

  周军岳和孙绩威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下乡时都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们的夫人都是知青,大返城时是可以离开的,他们都在农场当过党委书记,退休前又都被调到农垦分局,同时又都是口碑很好,在群众中很有威信的领导。

  周军岳是1969年5月12日下乡到2师17团的,那年20岁。17团就是上甘岭老兵所在的团。开发汤原农场时,这些从枪林弹雨中冲过来的老兵,夏天吃臭水泡里的水,要忍受铺天盖地的蚊蠓叮咬,连上厕所都不敢脱裤子;冬天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喝的是雪水,没有青菜就吃干菜,干菜吃没了就盐水拌饭,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甚至将近20个小时!没有机具,老兵们就刀耕火种,绳拉手扒;为了提高效率,他们就大哈腰,将腰弯成90度、100度。“豆啊豆,四五交,撒撒手,七八九……”在苍凉的荒野上,老兵用着在上甘岭上呼喊着“向我开炮”的喉咙,吟唱起那古老而粗犷的点豆歌。他们就这样创造出了每天人均播种1.7亩的纪录!当周军岳他们下乡时,汤原农场已初具规模,拥有充足的砖瓦房和一片片良田。

  周军岳看过电影《上甘岭》,他为自己能和这些“最可爱的人”、这一英雄群体一起劳动和生活而感到荣幸。下乡的第二年,上级决定让17团的上甘岭老兵和知青迁往蒲鸭河畔,在一片河网交错,芦荡深锁,野鸭集栖,渺无人烟的沼泽地上开荒造田。开荒的日子艰苦卓绝,老兵和知青住的是帐篷,吃的是苞米面窝窝头,喝的是冰雪化的水。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下,老连长刘永泉领着周军岳所在的工程连在蒲鸭河上架桥。他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腿痛得站不住,就坐在冻土上指挥打桩。这让出生于资本家家庭的周军岳知道什么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出身不好是周军岳的致命软肋。在连里的忆苦思甜报告会上,领导让他作记录。有人阴阳怪气地说,资本家的儿子怎么配记录?为了让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坚定的革命者,这个单薄瘦弱的“小上海”干活抢在先,专选累活干,经常累晕过去,醒来之后,像没事一样继续干下去。

  1973年,他终于得到组织上的认可,被提拔为司务长。他在家从来没买过菜,没烧过饭,司务长不仅要管柴米油盐,还要管菜篮子。为让大家吃上青菜,他开荒种菜;为让战友吃上肉,他养了好几口猪。他渐渐在17团出了名,只要提起穿着油脂麻花的黄棉袄,赶着牛车的司务长,几乎没人不晓。

  大返城时,周军岳是可以离开的,妻子是哈尔滨知青,他们即使回不去上海,回哈尔滨还是没问题的。当时农场已陷于瘫痪,机车没人开了,学生没人教了,看病找不到医生和护士了……农场动员返城手续办得迟的、在重要岗位上的知青留下来。

  下乡这十年来,周军岳吃的苦比别人多,遭受的委屈和磨难也比别人多,他独自默默走过多少伤心地?他还会留下来吗?

  自从他当司务长后,谁想跑到食堂偷吃偷喝没门了;不论谁来领粮领油,一是一,二是二,少一两补上,多一两不行。那些爱占小便宜的人对他既怕又恨,有时钻进食堂刚要伸手偷吃的,一眼看见周军岳,就像老鼠似的“吱溜”逃掉了。他们背后气恼地说,“周军岳不让我们好过,我们就不让他得好!”他们把他晾在外边的袜子偷走,往他的饭盒里撒尿,甚至找借口骂他打他。他病倒了,那些人却把他从床上拽起来,说要领粮食……

  哈尔滨知青、炊事班长于延尔为周军岳鸣不平了:“他干活那么卖力,那么任劳任怨,身体那么瘦弱,体重刚50多公斤,却要扛100公斤重的大麻袋;他在菜地忙完去食堂忙,别人都睡觉了,他还在那儿吭哧吭哧地干。可是,还有很多人不理解他,骂他打他欺辱他,这太不公平了!”于是,她站出来支持周军岳,见有人钻进厨房抓起馒头就跑,她就追上去把馒头夺回来。后来,有些人吃饭时,咬口馒头,骂一句周军岳;再咬口馒头,骂一句于延尔。

  没有想到爱情就在这谩骂之中诞生,周军岳和于延尔相爱了。

  于延尔的父亲是哈尔滨一家医院五官科的著名医生,早年留学日本,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和“日本特务”,组织上要求周军岳跟于延尔终止恋爱关系,说这不仅是组织上的考验,还关系到他提升为指导员和入党的大问题。

  周军岳跟组织表态:他不能中断与于延尔的恋爱关系!

  那些代表组织的人蒙了,没想到还有像周军岳这样“不要前程要爱情”的。于延尔被调离炊事班,他们见面的机会少了,感情却深了。有人说周军岳傻,为一个女人而自毁前程,他说傻就傻;有人说他和于延尔是“一丘之貉”,他说,一丘之貉就一丘之貉。

  他的话越来越少了,可是仍然那么拼命地干,那么认真负责。

  1976年,他和于延尔在农场结了婚,接着有了可爱的小女儿。他们想离开北大荒,诊断证明已经开好,只差办手续了。组织上知道后,派人找他谈话:“军岳同志,你经受住了组织上的长期误解和考验,是个好同志。你留下来吧,组织需要你,北大荒需要你。”他听后热泪盈眶,这句话让他等待了这么多年!

  细想想,北大荒有太多让人留恋的地方。农场发洪水时,田野一片汪洋,政委担心偏远连队知青的安危,好不容易才找来一条漏船。政委冒着生命危险坐在船上,边走边用盆往外舀流进船舱的水。当船划到那个连队时,那些知青正坐在房顶上唱《国际歌》……

  这种事件想起来就让人感到温暖。

  在开荒建点初期,因吃泡子里的水,许多知青得了肠炎、痢疾。身体瘦弱的周军岳也没逃过此劫,拉肚子拉得浑身绵软无力,躺在炕上爬不起来。那些上甘岭老兵不仅给他送来病号饭,还把他的脏衣服全部收走,洗干净送回来。

  冬天,周军岳的两件棉衣都穿破了,露着龇牙咧嘴的大窟窿。买又买不到,他愁坏了。一位上甘岭老兵知道了,把周军岳的破棉衣拿回了家,让老伴拆洗后重新做上。那件棉衣周军岳穿了好多年,后来破得不能穿了,他也没舍得扔,还保留着。

  老连长刘永泉一直信任他,他多次调动都被挡了回去,老连长多次对他说,我绝不放你走。军岳啊,你就留在工程连里吧,将来接替我。

  为了组织的信任和北大荒的需要,他放弃了返城,于延尔为了刻骨铭心的爱情留了下来……

  周军岳谦虚而真诚地说,那些优秀的知青走了,他才干起来,从文教科长到团委书记、宣传部长,后来当了党委书记。

  他说:“当我看到农场发展了,看到一栋栋楼房盖起来,感到自己实现了人生的价值。我下乡时连饭都不会做,现在成为农场的主要领导,这是普阳培养出来的,我要对得起普阳的父老乡亲,要为他们办实事,要做到问心无愧。”

  为了问心无愧,那些年他像在工程连那样拼命地干,很少呆在办公室,风里来雨里去,下田间地头,去贫困户家。他患了鼻中膈损伤,犯病时鼻腔流血,面部浮肿。他感到值,可以说那些年他是在感动中走过来的。他的病情重了,住进了医院。他对机关干部说:“现在是农忙季节,大家要干好本职工作,谁也不要去医院看我。谁去看我,我就处分谁!”一位70多岁的上甘岭老兵跑去了,见他的鼻子塞着药棉就哽咽地说:“周书记,你可要注意身体啊!”说完从怀里掏出了两瓶罐头。老兵绝没有任何想法,仅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一位基层干部来了,“我说过谁来看我,我处分谁!”周军岳生气地说。那个干部苦着脸说:“周书记,我不来行吗?群众不答应啊!他们说:‘周书记为我们累病了,你们为什么就不能代表群众去看看?’”

  周军岳回上海看病时,老职工误以为他要回上海办返城手续,纷纷找上门来,拉着他的手说:“周书记,你不能走啊,我们农场需要你,我们大家也需要你。”有的含着眼泪说:“周书记,你要是走了,我们有心里话跟谁谈去啊?”

  领导被群众所需要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周军岳被感动了,他告诉那些老职工:“请大家放心,只要普阳的群众还需要我,上级组织还信任我,我就不离开北大荒!我走的话,也要干到退休后再走。”

  我问周军岳:“难道你真就不打算回上海了?”

  他实实在在地说:“想!不过,我要等退休再回去。”

  当年有多少知青高喊“扎根边疆一辈子”,有的还没等知青大返城就跑了回去。周军岳从来没说过“扎根边疆”的豪言壮语,他却留了下来。不过,母亲一直盼望他回去。他把母亲接到农场,想让母亲看一下北大荒,让她了解一下这里的生活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差。母亲看过后,什么也没说。回上海,母亲对周军岳的妹妹伤感地说:“你一定要想方设法把你小哥办回来。现在你们生活都好了,你小哥还在北大荒受苦。”母亲给他留一套房子。

  周军岳说:“要说艰苦,上甘岭老同志来的时候比我们艰苦得多;要说奉献,他们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在枪林弹雨中活下来的。到北大荒之后,他们经历了一战荒原,二战荒原和三战荒原……”

  我采访过几位老兵,他们说,刚来时多数住在能望见星空的牛棚和马架里。有的生产队100多名转业的尉官挤在几个大马架里,两铺炕上拉几个布帘后,挤着六七对夫妇。有的生产队马架和牛棚不够用,夫妻只能过礼拜———每周有一次团聚的机会。那些年,经常有老兵说,“我家的大小子是在草垛上有的……”老上尉郭锡岭说,来时好几家住一间房子,妻子不适应差点得了精神病。为有个家,他挖个地窨子,从15公里外走着扛回一扇窗户。老少尉佟心良说,他家四口住的是一间墙上挂着三四厘米厚冰霜的牛棚。晚上炕烧热了,霜化了,水顺着墙往下淌,地上的水越积越多,鞋漂了起来。睡觉时要全副武装,头戴棉帽子,身上盖了好几层,结果下面烫得受不了,上面冻得受不了……

  他说,“要说奉献,跟上甘岭老兵相比,我们真就算不了什么。他们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我们的子女返城了,他们的子孙还留在北大荒。他们也不是土生土长的北大荒人,其中有许多人跟我们一样也是城里人,待遇还很低,有些知青的生产条件比我们要艰苦……”

  他说:“我不后悔,这片土地很值得留恋。普阳父老乡亲信任我,我要夹着尾巴做人,清清白白地做人。我和农垦分局领导说过,我就在普阳干,哪儿也不去。”

  我第一次去采访时,普阳农场已是连续近20年赢利的农场,经济效益在北大荒名列前茅。有钱之后,他们先建了幼儿园、医院和学校,购进了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和M18农用飞机,最后才改建场部办公楼和招待所……

  2000年10月,周军岳像孙绩威一样离开了农场,被调到宝泉岭垦区工会当主席。他离开普阳时跟孙绩威离开八五三是一样的心情,当地父老乡亲也是那么依依不舍。可是,没办法,农场领导班子要年轻化,场级领导55岁就要退二线,垦区分局舍不得让这些知青干部这么早就退下来,只好把他们调到分局。

  第一次采访周军岳之后,我们成了莫逆之交,在我离开哈尔滨之前,他去省城,我们就会见上一面。

  转眼周军岳当了七年工会主席,他把工会搞得有声有色,2008年他就年满60岁了,要退休了。两三年后,在领导岗位上的知青全都退了。想到这里,我竟然莫名其妙地有点伤感。

  军岳还是那么平易近人,善解人意,他做的总是比我想的周到,他把在宝泉岭的温州知青杨国荣和杭州知青李旭东介绍给我。

  提起知青这一话题,杨国荣激动地说:“当留下来的知青退休后,知青的历史也就结束了。我觉得在北大荒呆了一辈子是值得的。北大荒给我的远远超过我奉献的,我非常感激北大荒……”

  我相信他说的是心里话。他在北大荒当过分场长,工会副主席,党委副书记和场长兼书记,50岁调到宝泉岭垦区电力局任局长。在大返城时,温州那边已经给他安排好了工作———水产公司门市部主任,他没回去。

  在采访中,上海知青欧阳吉宝说:“什么是贡献,这些知青能留下来就是对北大荒的突出贡献!”

  此话有理。这些知青对北大荒的贡献不仅仅在于知青大返城北大荒瘫痪时所发挥的作用和几十年坚守,而在于他们把城市的文明和文化、人脉资源带给了北大荒。

   周军岳说:“我们下乡时,当地人上工时把孩子放在炕上,用绳拴在窗户拉手上。下工回来,孩子浑身上下不是屎就是尿。大一点儿的孩子没什么可玩的就和泥玩,要不就在垃圾堆扒拉垃圾。当我们走上领导岗位后,就想方设法为孩子创造良好的生长环境,我们尽一切努力把幼儿园和学校办好,让北大荒的下一代享受到良好的教育,不仅有地方学习,还有地方玩耍,条件不比城里差多少。”

  我在采访中,发现有的生产队的孩子说着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原来他们的老师是留守北大荒的知青;知青老师使许多当地的孩子走出北大荒,考取城里的大学,甚至留洋国外。北大荒第二代人谈起知青老师,有许多人的眼里都闪着泪花。

  许多知青说,我们改变了北大荒的生活方式,过去当地人穿着缅裆裤,随地小便,家里除了灶桌、灶柜之外没有什么,现在农场人的生活方式跟城里人相差无几,这都是知青的贡献。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些留守知青为北大荒的发展提供了城市的人脉资源。

  任何贡献都需要付出。12年前,我站在普阳农场的荒野,望着冰封的蒲鸭河、寒风摇曳的芦花、宁静的村落和那轮燃烧的落日,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北大荒太好了!”

  “好?让你来你肯定不来。”农场陪同采访的小战率直地说。

  我要是知青的话会不会留下来?这个问题让我思索许久,答案是否定的。大批知青走了,考上大学的北大荒孩子也走了,毕业回来的寥寥无几;每年都有返城知青回访,他们像我一样对这片黑土地怀有眷恋,但是不会留下来。我突然意识到,当年这些知青留下来是多么地不容易。

  40年过去,下乡时十六七岁的知青已年近花甲,或已退休,或将离任,随着他们回到城市跟儿女团聚,留守北大荒的知青将越来越少,再过若干年,在北大荒就再难见到留守的知青了。40年,从青年到中年和老年,这是人一辈子最有价值的时光,几乎就等于人的一辈子!这些留守知青为北大荒献了青春和终身,他们从那里走上历史舞台,又从那里走了下去。可是,他们将自己的生命融入了一种精神———北大荒精神!

  在写作时,我脑海里数次出现莫斯科红场无名烈士墓上的诗句:“你的名字没人知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任何丰碑上的名字都极其有限,无限的是奠基在丰碑下的牺牲与奉献。

  我想,当吃饱肚子的时候,不要忘记那片神奇的土地,不要忘记那两万余众坚守北大荒几十年的知青!


  
 
文章转自:朱晓军的博客(点击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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