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边疆荒友家园 http://www.jianzi103.com    加入收藏网上留言我要投稿| RSS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荒友原创 > 黑土情怀

北行记游:寻找失落的青春

时间:2013-11-25 21:06:04  来源:三团圈子  作者:搜狐网友52318838 

相隔38年,我终于踏上了重返北大荒的路。

811626分,我们原三团48连的战友一行12人乘火车离京,奔赴黑土地。

说老实话,回兵团看看的念头蓄之于心不知有多少年了。是留恋当年的这段生活经历?一点也不,否则我也不会慌不择路般地弄到个机会就匆匆逃离那块土地。是人生万般得意后,以此咀嚼衣锦还乡的快感?更是笑谈,离开兵团近40年,早已在生活的搏击中被磕碰得遍体鳞伤,哪来的快感!那么是什么叫我如此魂牵梦绕,无法释怀?实在说不清楚。先说北大荒究竟给了我什么吧,大概说——它给了我一个中学生从未接触过的艰苦生活,给了我在那种特殊年代形成的辨别真伪的见识和能力,给了我不在乎小灾小难小委屈的皮实劲儿,当然,也给了我来自战友的善意、关照和慷慨义气。那我在北大荒又丢掉了什么呢?说来可笑,刚到兵团一个星期我就丢掉了从家里带来的一床狗皮褥子,因为那上面爬满了大小不一的“革命虫”,他们说也叫虱子;不久打山火又丢掉了被树枝刮进山火的皮帽子;1971年冬,在喀喇其伐木,被子被火墙烤成了“南半截”,只好也丢了;是哪年我忘了,还被连里的梁上君子顺走了我的90多元钱……

时而得到,时而丢失,似乎就构成了我当年那一轱辘青春岁月。如此想来,我好像懂了,我刚一退休就着急忙慌地往北大荒赶,就是要寻找我那丢失在那里的青春吧?记得那年看电视剧《年轮》,韩磊的一声“高高的白桦林里,有我的青春在流浪”,曾经让我热泪横流。

闲言少叙,11日早晨乘车,傍晚到哈尔滨。徐英兄的小战友小田女士接我们先去车站附近饱餐了一顿台湾牛肉面,但也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哈尔滨到孙吴的铁路已被洪水冲毁,火车最远只能开到北安。行程只能改了。先到北安,去游览五大连池。

火车在朦胧的夜色中朝北疾驰。没空调,车厢里有点闷。不过已经比当年好过不知有多少倍了,起码有卧铺睡,起码没有人挨人,人挤人的难受劲儿,没有乡里爷们儿 “蛤蟆头”的呛人烟气。我知足地睡了半宿好觉。

车到北安,我们先聚在站前空旷的广场上,一边享受北疆深夜那特有的清凉,一边等待我们的领队李慧兰和李志去退北安到孙吴一段的火车票以及找宾馆号房子。说到这儿,我不能不对慧兰和李志二位战友说一声谢谢。不容易,为我们12个人一路的吃、住、行,他们操了不少心,费了不少力。

房子号到了,我们住进了与兵团战士身份相称的“军供宾馆”,大厅墙上赫然挂着宾馆负责人的彩色大照片,皆为一身戎装的女军人,下面标着职务和姓名。有趣的是,值班的看门人却是一位有点旧商人气的秃顶老者,举止神态颇似旧社会哪家财东的账房先生。他主动与我们搭讪,矜持但不失热情。一口特别浓重的东北口音,很有意思。客气地告别账房先生,进房间睡觉。一夜无话。

第二天,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我们登上了开往五大连池的大巴。

据文献介绍,五大连池早在不同时期先后爆发过十四座火山,早期火山距今已有130万年,近期喷发的火山也有280年的历史,目前仍保留着完好的火山爆发时的壮观遗迹,素有“火山公园”、“天然火山博物馆”之美誉,是火山地质科学考察和研究基地。最后一次火山爆发是发生在1719-1721年间,火山熔岩阻塞了当时的河流,形成了五个串珠样的自然湖泊——火山堰塞湖,故得名“五大连池”。

五大连池矿泉水具有治病、防病和健身的功能,据科学测定:矿泉水含有四十多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可与世界著名的法国“维希”、俄罗斯“高加索”矿泉水相媲美,被并称为世界三大冷泉。

这些知识我们过去是不知道的,我们只知道五大连池是我们一师五团的领地,与瑷珲(一团)、新华(二团)、孙吴(三团)、库尔滨(四团)、二龙山(六团)和赵光(七团)差不多,说啥也意识不到它竟有这样大的科学和经济价值。

我们依次游览了火山口,参观了火山地质博物馆,乘船游了五个湖泊中面积最大的第三池,还有著名的药泉湖。因为兴致高涨,一路走来,并不觉得累。不过从高程只有200的火山口往下走时,我的腿开始哆嗦了。太陡了。台阶尺寸不标准,高高低低让你不得不深一脚浅一脚,所以腿部的肌肉和神经也就不得不始终处于一种紧绷绷的状态。丁来成君本来显得不是很强壮,可在下山途中却凸显英雄本色,他不紧不慢,一步步踱将下去,竟然把我和另外两位年轻点的游客远远甩在后面,我不好意思喊他等我,只得亦步亦趋,跟头把式地在后面追。到了山下,尽管累得要命,却也有一种成就感。别忘了,我们可都已年过花甲啦。

下午,从五大连池返回北安后,我们变乘车去孙吴。

车沿高速公路飞驰,一个个巨大的路标飞快地在我们眼前闪过,都是我们曾经十分熟悉的地名——

龙镇 当年往北的火车最远只能通到这里。我们多少次往返于此,上下火车。19741013,来成送我在这儿上的火车,从此便开始了我艰难而又孤独的人生跋涉。

龙门 这里有一个龙门农场,1970年吴久远兄带领我们排修公路曾在这里驻扎。具体地名叫小兴安,是当年哈黑公路一个维护道班的所在地,从道班往东百米左右,是日伪时期修建的哈尔滨至黑河的铁路路基,宽阔而又平坦,只是废弃已久,荒芜的厉害,我们就把帐篷扎在了路基上。从路基再往东是一片低洼而广袤的草甸子,其时正是六月份,绿浪翻滚的草原上点缀着无数黄花,有的已经盛开,有的还是花蕾,许多人利用工余,采撷花蕾,略蒸一下再晾干,就成了一味不错的山珍。草甸子尽头是起伏无尽的山林,郁郁葱葱的柞木林、白桦林、杨树林错落有致地映入眼帘,间或还有布谷鸟咕咕的鸣叫幽幽传来,让人有一种不可名状的舒服感。帐篷边上的草地当中,居然还有一小片不知何人何年栽植的韭菜,一年年顽强地自生自灭。我们曾仔细地寻找并割下混杂在荒草丛中的韭菜,由炊事员毛宝义兄洗净、切好,拌进饺子馅里提味儿。令我至今难忘的是,我还在草地里找到了几颗野生草莓吃,它个儿比现在人工栽植的小得多,也不怎么鲜艳,但是很甜。

帐篷南边也是茂密的山林,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片山上采石。采石虽然很累,但毕竟年轻,吃过午饭,我们还能抓紧时间到附近一座已被拆除的铁路桥基下的水潭里游泳。那条河水并不深,上下游都只在成人的膝盖上下,可水流到桥基下就骤然变深,形成一片上百平米的水面,二三米深不止。水极清凉,在炎热的中午时分,在里边泡一会儿,真叫舒坦。

这次修路,印象较深的事有这样几件。

一件是上海知青陶以康抡锤,北京知青安季扶钎打炮眼,结果8的锤头突然脱落,一家伙砸在安季的肚子上,导致肠子破裂,造成重伤。时隔40多年,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安季那蜡黄的面孔和痛苦的呻吟。嗣后安季便回家养伤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还见过他,以后就失去音讯,直到如今仍然联系不上,成为在京战友的一件憾事。

第二件是一次炸药起爆后,纷纷碎石竟意外地飞到安全区上空,在众弟兄四散奔逃中,张瑞峰兄的脖子不幸中镖,被砸了个大马趴。卫生员李新通君随即实施了治疗——在瑞丰兄的后脖颈上敷上一块方方正正的白纱布。有人调侃说:“张瑞峰,你怎么把口罩戴后头了。”

提起张瑞峰,不免要多说几句。瑞峰兄是哈尔滨六十二中六七届毕业生,好读书,喜文墨,有些才气。他为人豪爽义气,直言快口,性格外向,但不必讳言,也有点鲁莽易冲动的毛病。他有两个业余爱好,一是好辩论,争论起来,激情四射,雄辩滔滔,被同学们戏称为“坚持真理的火鸡”。二是好讲故事,诸如《大八义》、《小八义》、《三侠五义》之类,讲起来,绘声绘色,十分吸引听众。但也有“拿把”的时候,当他一拍大腿,说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那就是考验听众“书瘾”的时候,热情的听众便会毕恭毕敬地奉上香烟一颗,于是瑞峰兄便不无得意地点燃香烟,深吸一口,再接着刚才的讲“上文书说到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瑞峰兄的诙谐可爱,可见一斑。有一次这位仁兄在读了一会儿书之后,忽然在宿舍里踱起步来,仿佛有了什么重大思考。如此许久,他拍着自己宽阔的脑门子感叹道:“如不才的我,到柬埔寨这样的小国去,怎么着还不得弄个国家元首当当?”别人当即诘问:“当国家元首,你凭什么呀?”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上有毛泽东思想领航,下有革命群众把关,有什么不行?”讲这些,并非对已故去的瑞峰兄不敬,而是回忆这些我们年轻时都曾有过的幼稚甚或张狂,更会使我们感到这种单纯与率直与现今遍地皆是的油滑与世故相比是多么可爱,多么叫人感到亲切!

第三件是连里捎信来,动员大家为“打农业翻身仗”而捐款。排长吴久远兄召集全排开了个会,让大家讨论这件事。最后形成的意见是:一、打好农业翻身仗是干出来的,而不是靠捐款捐出来的;二、捐款似与毛主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指示相悖,请连首长深思;三、我排全体兵团战士将以更高涨的革命干劲投入到大打农业翻身仗的运动中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记得讨论的大概意思就是如此,吴久远兄执笔给连里写了回信,捐款也就在我们排不了了之了。

辰清 原来这儿有个边境检查站,当年每当车行至此,人人都得经过边境警察验证才能放行,现在检查站没有了,因此汽车得以一掠而过。

汽车翻过一道熟悉的山坡,孙吴,终于到了。

乡亲们,孙吴县建字103信箱48分队的兵团战士又回来啦!我在心里激动地呼喊着。

原先的孙吴县城只有一横一纵两条主要街道,都是砂石路,而且没有地下排水管道,路两边是架着一个个小木桥的明沟。横道上有一家“迎宾饭店”,一家回民饭店,几乎没什么肉菜,净是干豆腐、海带、素丸子什么的,但酒能管够。我们一得空闲便来此解馋,只不过这样的空闲有限之极。纵路上有一家电影院,翻来覆去地上映《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之类的影片。从电影院往前,有一条路直通三团团部。孙吴县没有什么高大建筑,只有一座苏军纪念碑巍然耸立。路旁大多为油纸盖的小平房,房顶烟囱终日冒着袅袅白烟。尽管不够繁华,但在当年我们的心中,已经不次于北京的王府井了。

现在的孙吴县城,不得了,一水儿的高楼大厦,一水儿的柏油大马路,而且见不到乱如蛛网的电线杆子,街道上只有一列列漂亮的街灯和一行行枝叶扶疏的林荫树。原来属于兵团的师部、团部、招待所等等已经统统归了地方,大多已经变成了富丽堂皇的商厦,只有原来的团部干训班还剩了两排平房,但都已残破不堪,快成危房了。吃过晚饭后,曾和我们北京76中同学刘玉兰一起工作过的当地知青、现已在孙吴县教委退休的韩洁敏老师领我们到原来的木材加工厂、现在的孙吴文化广场散步。广场宽阔、气派,在不甚明亮的灯光下,一群穿着入时的老年男女伴着欢快的乐曲翩翩起舞。

这还是孙吴县城吗?实话说,跟北京、上海、哈尔滨的某个局部相比,毫不逊色!

据说,只有15万人口的孙吴县,竟有8万人聚居于县城。我觉得,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正是在这种不知不觉中加快着步伐。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驱车赶奔沿江。我们沿路仔细辨认着哪儿是五十四连,哪儿是五十五连,时隔近40年,印象实在不深了。记得过去路边多是“塔头地”,绿茵茵地蔓延到远处的山脚下。现在“塔头地”很少了,触目皆是绿油油的苞米和大豆。

五十连到了。同行的翟长禄兄曾在这里生活和战斗,因此必须在这儿停一下。

五十连没啥变化,只是有了个体商店之类的设施,房子大多还是当年知青盖的。刚到北大荒时,我也曾在五十连逗留过几天,行李还没到,我们就睡在光板大炕上。因为是新盖的房,新盘的炕,所以我们便整夜在潮乎乎的炕上被热气熏蒸。连部在哪儿已经没印象了,食堂倒记得清爽:面积不小,高高的门楣上方有一颗水泥塑的五角星。现在还是那样,只不过旧了、老了,墙上水泥塑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大字标语还是那样醒目,大概再过几十年这标语就会像江西、四川红色根据地发现的三十年代刷写的革命标语一样珍贵了吧。

五十连的人们非常热情,一位老者放下手里的麻将不玩,非陪着我参观不可。一个四十多岁的聋哑人缠着我们比划,意思是说,知青离开这儿时,他还不及现在他的胯骨高。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问我:“你认识我爷爷吗?他去年没了,”不等回答,她又补充道:“现在就剩我爸和我了。”“你妈妈呢?”她怅怅地看着远方,摇摇头:“不知道。”我心里一阵酸酸的不好受。

辞别了热情的五十连乡亲,我们朝老家——四十八连赶去。

其实当年我们几个人曾经从五十连步行到过营部(也就是我们四十八连所在地),应该还有一定印象,但有的地方我还是有点含糊,比如,记得过去有条日本时期的公路通向二道河子水库,现在看着好像还是那个地方,可是路不见了,都是绿汪汪的庄稼地。过去通到老牛圈也有一条沙石路,记得路边还有一棵山丁子树,现而今这条路也不见了。不见就不见了吧,没有这些参照物,我们照样准确无误地回到了连队。

连队靠近公路的前半部分没什么变化,只是老厕所没了,公路对面的老水井也只剩了一个水泥池子,覆盖池上的木头都不见了。连队的“中轴路”印象中一向泥泞不堪,布满了深浅不一的车辙,记得还有车前子一类的野草,而现在已经是一条平平整整、宽宽绰绰的砂石路,尽管今年雨水多,路面依然干干爽爽。“中轴路”西侧前排一溜四栋砖房,原是知青宿舍,现在已被老职工们割据,门前的空地、篮球场一律成了各家各户的菜园子。知青宿舍后边的老职工住宅原来多是“拉合辫”,现在已是彩钢板覆顶、红砖一卧到顶的砖房。据说这是前些年农场进行危房改造,每户每平米补贴100元而得来的成果。

老熟人基本不在了。听说老六连的副连长李怀再、张大舜去了汉中,指导员许章文去了河南,后来四十八连的熊指导员搬到大五家子场部所在地,而有些老人已相继驾鹤西去……连长柴继范还在,住在原来的一排宿舍。我们去看望他,受到了热情接待。已经73岁的老连长还是那样健康壮硕,与40年前比只是胖了点儿,头发白了点儿,一点也不显年纪。如今他的孩子们都已成家另过,只剩下他们夫妻老守田园,好在老两口月入近3000元的退休金使他们衣食无忧,足可颐养天年。正在聊的热闹,还留在此地的上海知青“老特务”也闻讯赶来。这位老兄已经全然没有当年上海知青的模样,黑黑瘦瘦,拄着拐杖,完全是一副贫下中农的形象。他也早退休了,每天打打麻将,遛遛弯儿,也还悠闲。

话匣子打开了关不住也得关,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得暂且告别连长和“特务”,到连队的其他地方转转。

从“中轴路”往北走不远,东边的半山腰有一排红砖房,是原来的“新营部”。慧兰回忆说,“新营部”刚刚落成时,女生排特意撰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它的大门口,上联是:住新房,有电话,心里要把连队挂;下联是:营首长,勤务员,思想革命要领先;横批:反修防变。现在“新营部”风光不再,早已废弃了,营首长也不知都去了何方。我记得当年刚到连队时,每天早起出操,有时就经过这条通往“新营部”的路,半坡上有一座孤零零的马架子,里边住着一位30多岁的单身汉,好像叫王什么发,此人不大与人兜搭,老是脸色苍白,目光阴郁,联想到每晚从江对面扫过来的探照灯光和前后山时不时腾空而起的信号弹,小小的我不由疑窦丛生:我靠,这人该不会是苏修特务吧?现在那个马架子处已是一丛荒草,“特嫌份子”也不知去往何处了。

从“新营部”到老营部不太远,只是荒草漫漫,截断了最近距离,我们不得不绕点远。刚到兵团时,我曾从五十连步行至此,算是一次上访吧。上访的目的就是要求换个连队,不成想在营部门口宋友明营长已经被刚来的北京知青包围起来,七嘴八舌,有哭有闹,干巴瘦的我哪还靠得了前?记得我们七十六中的同学马俊海正不住地向宋营长哭诉着什么,营长一语不发,眨巴着眼睛倾听。马三儿也许觉得自己的哭诉太过表演化,忍不住扑哧一笑,于是营长也笑了。三儿立刻意识到这一笑会使刚才的哭诉前功尽弃,于是立刻郑重地解释:“我这是神经受了刺激,经常这样哭着哭着,啪,又笑了。”唉,如今老营部房还在,不过早已没了当年的肃穆与威仪,屈尊做了职工的住宅,通往公路的路已经被庄稼覆盖,出行只能走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毛毛道儿。

从营部离开,我们出发去小河西——四十五连。路途不远,眨眼即到。

四十五连较四十八连规模大些,是红色边疆农场第四管理区的区部所在地。几年前一位身居高位的知青战友从中帮忙,取得了上边的支持,四十五连的老知青们又集了点资,为连队修了一座水库,顺便还修建了一座知青广场,并在广场上竖了一座知青纪念碑。我们自然要瞻仰一番啦。纪念碑宽约8,高约4,主体为赭红色大理石镶砌,正中七个金色大字——第二故乡小河西,下面缀5个小字——知青纪念碑。碑的背面上方是一篇简短而感人的碑文,下面是四十五连全体知青名单。让人难过的是,名单上有些名字已经圈了方框,有的我还认识。纪念碑的底座是灰色大理石镶砌,有一块已经脱落、碎裂,徐英兄指着掉下来的石块说:“看看,才几年,这儿已经没人管了。”我也有同感,老知青对第二故乡心向往之,一片深情,而让第二故乡的年轻一代真正理解和珍惜我们的这份感情,实在太难了。

从小河西我们又来到了霍尔莫津。去霍尔莫津,一为重温一下霍尔莫津当年的繁华,二为在那里打尖吃饭。

霍尔莫津,当地人叫白了,念作“红毛儿鸡”,那疙瘩当年对我们知青是极具吸引力的,它不仅是沿江人民公社机关所在地,而且驻扎着一个解放军边防站和兵团的一个连队,那里有当地仅有的一个邮电局,有一个当地规模最大的供销社和一个唯一的储蓄所,还有相当于影剧院似的一个大房子,有时在里边放放电影演演节目什么的。舞剧电影《红色娘子军》,我就是在那儿看的。那可是我们干完了一天的农活儿、赶十六七里夜路换来的“享受”。记得沿途经过的山上有一片坟地,我亲眼看到坟地里一团略微发蓝的白光,颤颤巍巍朝我们飘来,好像有人打着个手电筒。

“红毛儿鸡”最吸引我们的地方,一个是邮电局,与千里之外的家里联系,非它不行;另一个就是供销社,因为是边疆地区,国家有些照顾,那里有时候卖一些在北京、上海都不易买到的商品,如牡丹烟之类的俏货。当然,后来知青来得多了,消费能力剧增,这点好处也就渐渐消失殆尽。奇怪的是,它还兼有书店的职能,我们七十六中的同学张书礼君1971年居然在那里买到了一套竖排四卷本的《红楼梦》。可怜,书很快就被我们传看得掉了皮、毛了边,面目全非了。那时候文学作品大多被禁,《红楼梦》是毛主席肯定过的,老人家说“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于是这部伟大的作品幸免于难,也就成了我们在精神饥渴年代的一口香甜的乳汁。

供销社的可爱之处还在于它那充盈货架的美味食品。1969年冬天,我和张本瀛君利用休息日逛了一趟“红毛儿鸡”的供销社。进门当然直奔主题,一人先买了一瓶猪肉罐头,看看还有饼干,又一人买了二斤。买到手,赶紧走,出得门来,像叼着猎物的馋猫,四处寻觅可以下嘴的地方,只霎时便找到了最佳地点——到江边去,边享用美味,边欣赏江景。名为猪肉罐头,实际上里边三分之一以上是雪白的猪油,三分之一是汤,只有不足三分之一是肉块。尽管油腻得够呛,但数月不识肉味的我们已经顾不了那许多——开造!不多会儿,我吞下了最后一滴白油,瓶子光了。本瀛看来还是嫩,他已经把肥肉和肉汤吃完了,看着小半瓶猪油,就是难以下箸,相了又相,看了又看,最后只得心有不甘却又万般无奈地扔了瓶子。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霍尔莫津,又到了吃饭的时候,却不用像40多年前那样猴急,那样贪馋,我们可以从从容容地坐在饭馆里点这个点那个,像坐在北京的丰泽园里一样牛叉。可惜的是,这饭馆的饭菜却与丰泽园相差十万八千里,就茄子豆角大米饭,果腹而已。好在我们当年都吃过“芽子面”馒头、“谷子面”窝头,都喝过“汤汤汤,革命的汤”,这点不如意还能忍受。不能忍受的倒是饭馆里的炉灶,倒烟,而且浓烟滚滚,呛得我们涕泗横流。不管怎么说吧,反正也吃饱了。

离开霍尔莫津,下一站是四季屯。途中路过大桦林子,这儿当年是七连的驻地。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北国边陲还有这样漂亮的农庄,一栋栋红顶白墙的房舍,掩映在绿树丛中,一台台橘红色现代化大型农机停在空场上,与当年的七连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四季屯也远不是当年的模样了。不光房子已不是当年的泥房草舍,连屯子里的路也都修成了水泥的,平平展展,不沾染一点泥土。屯子边上还矗立着一栋五层住宅楼,据说是林业职工宿舍。从四季屯再往北,就是一架山了。慧兰本想去一架山凭吊一下葬在那里的知青战友,但因洪水断路未能成行(葬在一架山的知青战友是在1970年著名的“五.二八”沉船事件中丧生的,一共六名女生,其中一人至今没有找到。他们是:北京知青李金凤、贾延云,天津知青章秀颖,哈尔滨知青刘毓芳、孙艳、许淑香)。1970年至今,四十三年过去了,这六名战友当时最大也不过十八九岁,多么美好的青春年华,多么宝贵的年轻生命,全都留在了遥远的一架山,他们日日伴着白桦林的沙沙作响,夜夜听着黑龙江的轻声吟唱,孤寂地守望着北疆大地的花开花落,秋去冬来。一位四十来岁的老乡听说我们要去一架山,脱口说道:“哦,是姑娘山啊。”是几姑娘山?我没听清,但还是一阵感动。“姑娘山”,是当地老百姓为纪念这六位普普通通的女知青而起的名字吗?不知道。或许只是因为这山上埋葬着几位惨死的女孩儿,随口叫着方便,反正口口相传43年过去了,多少知情人已经离开了人世,多少后来者在老人的讲述中一点点长大成人,一代又一代,这美丽的名字也许已经被演绎成一个十分凄婉感人的传说。

从四季屯驱车回到四十八连,没进连队,直接奔了胜山要塞——当年日本关东军一处防御阵地的遗址。其实早在当知青时,我们就知道连队南边山里有这样一个所在,当地人称之为南大营(四十八连所在地称为北大营)。记得当年从连队上了公路往东走不远,就能看见路南边荒野中有一条醒目的砂石公路,这条路往南越过一条小河,一直伸向远方的密林深处。这条路显然是关东军为修建南大营修筑的。南大营距公路有多远,它是什么样,究竟是怎样森严,如何险峻?当时我们无从知道,因为极少有人去过。据当地老人讲,日本投降前,曾有人看见有上百辆满载军用物资的卡车顺着这条路向南大营开去,而且从来没有人再见这些车辆出来。于是有人猜测,这些车一定是进了南大营,藏在某座巨大的洞窟里。也有人认为,这些车也可能顺着这条路去了逊克。没有人能确定这批车辆的最后踪迹,因此这条公路、这座深山里的军营,就更增加了我们心中的那份神秘感。

现在,那条神秘的砂石路已经变成一条平整光洁的水泥路,被河流截断的公路也被一座坚固的混凝土桥梁连成一体。南大营已经成为历史文物——胜山要塞,供游人参观,那原有的神秘光环已经被抛进了黑龙江。

遗憾的是,由于洪汛的原因,通往南大营的路不允许车辆通行,我们只能步行前往,这可是一条不近的路。到了要塞进口处,守门的小伙子没有按照“防汛时期停止参观”的要求拒绝我们入内,甚至连门票也没要,挺痛快地放我们进去了,跟他聊了聊才知道,他早就从他的老爸老妈那儿知道了,这里曾经有过一批为这片土地流过汗,流过血,甚至献出过生命的城市知青。如今见到了真实的我们,便自然流露出一份发自内心的亲热和尊敬。

要塞门口的空地上摆放着一辆苏联二战时期的主战坦克——T34。我们纷纷登上坦克履带,手扶炮塔,作瞭望状,妆模作样地留了影,然后便向要塞纵深进发,沿途不时看到各种遗址的标记“水源地”、“炮台”、“高炮阵地”、“警卫室”、“医院”等等。整个要塞呈环形网状,我们不懂军事,但也能看出小鬼子的苦心孤诣和诡计多端。走到“指挥中心”洞口,要塞的一位老师傅特意赶来为我们打开了坑道里的电灯,我们从狭长的坑道里拾级而上,一步步走向山顶的出口。出口周围树木丛生,远眺东北方向,只见大江如带,田陌纵横,蓝天之上白云在飘,枝叶之间鸟雀在唱,一排宁静祥和的景象。谁能想到,这里曾是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战场!和平,真好!

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憎恨和对世界和平的热爱,我们开始往回走。麻烦的是,我们迷路了。环状公路,东一个岔路,西一个岔路,弄得我们晕头转向,我们一边咒骂当年设计要塞的小日本儿,一边给要塞当局打电话求助。不一会儿,那位守大门的小伙子开着自家的越野车来了,他自愿义务送我们到十几里外的停车处。他的解释很朴实:“大叔、大姨们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要走这么远的路,我心疼。”

从胜山要塞回到孙吴县城,我们此次北大荒探亲之旅基本就告结束了。

在以后的两天里,我们先去了著名的瑷珲古城,并参观了瑷珲博物馆和知青博物馆。从瑷珲博物馆大门口走到馆舍大楼,大约300,沿道两侧竖着六十四块小小的石碑,上面刻着因《瑷珲条约》而丧失的六十四个村屯的名称。在知青博物馆,我们高兴地看到了我们连战友、哈尔滨知青庞立军的名字。

最后,我们还去了当地人赞之为“小城不大,风景如画;人口不多,都挺能喝;楼房不高,净是鼓包”的黑河市以及号称俄罗斯远东第二大城市的布拉戈维申斯克。

尽管我们原来设想此行一定要低调,一定要不事声张(这倒也不全在于怕给哈市的战友添麻烦,最主要还是时间太紧,都要见见面肯定见不全,倒不如“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以后再找机会弥补),不成想魏东贵兄、段淑芝大姐、吴久远兄还是闻讯赶到车站为我们送行。段大姐还送来了香喷喷、热腾腾的大米饭、烧茄子以及黄瓜、西红柿等食物供我们在旅途中享用。战友之情、兄弟之义,令人感动而难忘。

在回京的火车上,我不断地回顾这几天的行程,心里真是感触良多。当年我们义无反顾地、激情澎湃地、抑或是迫不得已地来到北大荒,付出了多少汗水、泪水乃至血水,改天换地了么?大有作为了么?实事求是讲,没有。今天北大荒的亩产是多少,当年的亩产是多少?今天农场职工的衣食住行是什么水平,当年的兵团连队又是什么状态?一对比,岂不是一清二楚?我觉得我们就像德国作家雷马克在小说《西线无战事》里描写的那位德军士兵保罗·博伊默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德国中学生“早年的生活就被完全割断了”,“对其他人,对其他一些年纪大一点的人来说,这不过是个中断,往后的事情他们可以想象的出来。”可对保罗·博伊默尔这些学生兵来说,则完全不同,他们“也不知道未来的结局会是怎样。”对知青来说,不也是如此吗?“文革”使成千上万像我们这样的中学生早早割断了与正常的受教育、正常的择业、正常的恋爱成家之间的联系,一切都被扭曲了,上山下乡成了唯一的人生选择,那时候谁能想,谁又敢想:我们的再教育何时毕业?毕业后会有何种安排?遥遥无期的改造,让我们心里一片迷茫……

我们此行的十二个人中,陪同康淑琴大姐来的女儿是唯一的知青二代,这姑娘漂亮、懂事,是北京一家大酒店的销售经理。我想,她一定按部就班地读完了小学、中学、大学,一定是经过自己的努力,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做到了今天的位置。他们这一代是幸福的。我为康淑琴大姐高兴,我为这个孩子,不,应该说为他们这一代年轻人祝福——愿你们的孩子、愿你们孩子的孩子……的青春,永远不再流浪!

来顶一下
返回首页
返回首页
发表评论 共有条评论
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 匿名发表